一对农民夫妇的流浪生活:盲流-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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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必须说服苏桂芬，因为苏桂芬坚决不同意，虽然从婚后到现在，苏桂芬从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和孙国民发生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苏桂芬坚决不同意孙国民的决定。不过，孙国民觉得说服她还是很有把握的。
说服苏桂芬的过程中，孙国民发现原来这个事情也不象他自己想的那样简单，自己不仅低估了苏桂芬的力量，也低估了栩栩的力量，栩栩在彻底搞清楚上学的代价是离开父母时，就坚决不干了。苏桂芬加上栩栩的强烈反对，让孙国民第一次觉得很为难。开始犹豫起来，自己为栩栩的选择是对还是不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栩栩病了。
晚上睡觉时，苏桂芬哄着了最小的孩子，栩栩连着几天夜里哭着睡不着，苏桂芬就搂着栩栩睡。夜里发现栩栩发烧，脑袋热的厉害，担心去医院花钱。就扛着，以往孩子头疼脑热的情况多了。就没太注意。
到了天亮，栩栩起床，二柱也起床，为了争尿桶，顺手推了一把栩栩，正推在栩栩的胸口上，栩栩仰天就躺下了。嘴巴紧闭。一摸鼻息和心跳，竟然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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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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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夫妇失魂落魄地把栩栩送到医院。
一路上，孙国民和苏桂芬谁也没有说话，栩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现实终于要面对了。到了医院，孙国民如实地告诉医生，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向医生出示了多年流浪在外但还都一直带在身边的当年的诊断证明。
大夫看了那张残破的诊断证明。又看了看衣着破旧的孙国民夫妇，说：“先抢救，然后检查之后再说，不过，这病是要手术的，花起钱来，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从大夫的表情上和语气上，孙国民和苏桂芬都看出来情况好象很不乐观。
栩栩在里面抢救，孙国民和苏桂芬站在走廊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孙国民说：“我去打个电话。”
苏桂芬说：“给谁打？”
孙国民说：“给那个女记者打。”
苏桂芬站在那里，嘴巴蠕动了一会儿，说：“国民子，你讲老天是不会不给人活路的，不是你讲的吗，你说天上要下雨，地上长庄稼，太阳从来也不耽误出来，人是有活路的，那现在是怎么了呢？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了呢？”
说着说着苏桂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撕扯着孙国民的衣角。
医院外边的公用电话前有不少人在排队，大多是农民，城里人打电话都用手机了。医院里面也有公用电话，但都是磁卡的，孙国民不会用。在医院外边小食品店的公用电话前，孙国民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女记者给的名片，照着号码拨，虽然孙国民初中毕业，但长期在外，很少接触电话这样的东西，加上情绪激动而复杂，拨号码老是拨错，错了就重来，重来几次，看电话的大娘就着急了，越着急，孙国民就越拨错，拨着拨着手指头悬在半空光哆嗦了，不敢摁那些个号码了。
看电话的大娘索性拿过孙国民手里的名片，照着拨通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女记者赶过来。
在医院门口，孙国民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栩栩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详细地告诉了女记者。
女记者听了孙国民的叙述，郑重地告诉孙国民，她愿意承担栩栩的治疗心脏病的手术费，然后抚养栩栩长大，并且一生保守孙国民和栩栩的秘密。
最后女记者强调，栩栩永远是孙国民的孩子，她只是在大连学习音乐。
孙国民点头同意了。
不过，正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孙国民又小心地问：“那孩子要是治不好呢。多对不住呀。你这样的好心人。”
女记者说：“老孙呀，你确实是个好人，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命，既然我想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想这么多。”
孙国民说：“听医院的，孩子要是治的好，那就治，那你就是她的再生父母，大夫要是说治不好，那就不费那个钱了，我还把她带走。”
女记者听着，眼睛里就涌出了泪水。
女记者忽然停下脚步，说：“老孙，如果栩栩没有病，不用治疗，那你还让她留在大连吗？”
孙国民搓着两只手，不知道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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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栩栩已经醒了。睁着大眼睛。孙国民先进去，苏桂芬坐在床边，栩栩坐起来。女记者跟着也进来，栩栩吓的不行，往后就躲，差点就掉下床来，惊恐地蜷缩在床头。
女记者站在哪里，非常尴尬，稍微往前走一步，栩栩就吓的缩一下。
孙国民走到栩栩跟前，抚摩着栩栩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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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孙国民也想说，还没开口，栩栩忽然就床上滑下来，抱着孙国民的腿说：“爸爸，你不要把我送人，你别不要我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听你的话，好好吹唢呐，带好弟弟妹妹，不和弟弟妹妹抢东西。我再也不跟你要新衣服了，爸爸，你别不要我了呀——”
女记者抹抹眼角，转身出去了。
医生办公室里，大夫对孙国民、苏桂芬还有女记者讲述了栩栩的病情。
大夫说，他觉得非常蹊跷，存在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栩栩小时候的诊断就是误诊，栩栩没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后来逐渐就自己在成长发育过程中，自己长好了。
栩栩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孙国民赶紧问：“那为什么孩子会忽然晕倒呢。而且连呼吸都没有了，连心跳都没有了。”
大夫说：“过于劳累，精神紧张，营养不良，都会造成晕倒的现象。呼吸没有也是暂时的，心跳没有也是暂时的。现有的医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体现象。”
孙国民又问：“孩子真的没有毛病吗，是个健康的人吗？”
大夫说：“是啊。”
孙国民说：“真的吗？”
大夫说：“怎么了，你还盼着孩子有毛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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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医院的门，孙国民的手一直在哆嗦，苏桂芬开始抹眼泪，抹着抹着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在医院的大门外的花坛边沿上，苏桂芬已经高兴的说不出话来，她在等着孙国民跟她讲那个上天一定会给人活路的话。
果然，孙国民就说：“你看，太阳从不耽误出来，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
苏桂芬一个劲地点头，也有很多话想跟孙国民说，但说出了个“国民子。。。。。。”就说不出话来了。光剩下高兴和抹眼泪。
女记者将栩栩住院的钱全都支付了，然后托大夫交给孙国民四千块钱，两千是她自己的，还有两千是破获重大杀人案件的那些干警们凑的。
从此女记者再也没有露面。
孙国民本来想打个电话，但拿起电话机，手指头光哆嗦，拨不准号码。好不容易拨通了，报了姓名，都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什么。
最后是女记者打破了尴尬，说：“孩子大了，随时来大连，就当亲戚一样地走动。”
孙国民说：“管，管。”
放下电话，孙国民才发现自己本来想要说的很多话都没说，最起码也应该把那些钱还给人家，如果人家坚持不要，那也应该谢谢人家。
孙国民想说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
临离开大连的时候，孙国民带着孩子们在这个北方最美丽的海滨城市的马路边又吹了一次唢呐。和往常一样，围了很多人看。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孙国民带着孩子吹完了在大连的最后一曲，和孩子们一起对着围观的人鞠了个躬。这个细节成为孙国民日后在各地流浪的时每一次吹唢呐后的保留动作。在大连的最后一次吹奏，人围了非常的多，和以往一样，人们惊讶地看着这奇怪的家庭，也奇怪着嘹亮而悦耳的唢呐声。
孙国民一抬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
竟然是阿东，那个在广州结识的以盗窃为生的人。
阿东正瞪着眼睛仔细地看孙国民，没错，就是他，他老婆，也没错，就是栩栩长大了，认不出来了。另外几个孩子也不认识。
阿东一定要请孙国民一家吃饭，争执了好几个来回，孙国民勉强同意在一个小饭馆里吃碗面。并且坚持付钱，但他哪里争的过阿东。阿东点完菜就把帐付了。孙国民注意到阿东的手指头少了两个。想问问，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没问了。阿东也看出了孙国民的眼神，下意识地把手往后缩了缩。
阿东问孙国民几个问题，怎么生了这么多孩子，以后怎么养？孙国民红着脸没话说。阿东连连笑孙国民有种，有种。
阿东又问孙国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孙国民简单地如实地把这些年的经历大致说了一遍，除了拣孩子的事情，别的都说的很八九不离十，酸甜苦辣在孙国民的嘴里说的如此平常，听的阿东目瞪口呆。阿东实在不能理解人怎么可以承受这样大的艰难，怎么会有孙国民这样想法的人。
阿东说，我以为你不要饭呢。你这不也要饭了吗。
孙国民红着脸，几乎结巴起来，说：“我没有要饭呀。”
阿东说：“你们一家人在马路边吹唢呐要钱，这不是要饭是什么？”
孙国民正色道：“我们是吹唢呐，不是什么都不干，就象演电影，你进电影院看电影花钱买票，能说放电影的和演电影的是要饭吗？”
阿东说：“那不一样。”
孙国民说：“那怎么不一样呢？”
阿东看着孙国民坚定的表情，忽然想笑，又觉得没有理由笑出来，看着孙国民，看了半天，看的脑子都晕了，有点幻视幻听的感觉，觉得耳鸣，觉得孙国民的脑袋瓜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象是去了另一个空间。
分手时，阿东问孙国民有什么打算。孙国民告诉阿东计划再赚一些钱，然后就回家。孙国民问阿东了有什么打算。阿东想了很久说：“回老家。”
孙国民问：“回老家干吗？”
阿东说：“回老家卖电影票，我好象跟你说起过，我在老家以前有个工作，是卖电影票。”
孙国民说：“那你以后，不再。。。。。。”
说着孙国民看着阿东少了那两个手指头。
阿东脸竟然红了起来，把手往后又缩了缩，说：“不了，卖电影票挺好的。”
孙国民憨厚地看着阿东。
孙国民说：“回家好啊，回家好啊，回家多好啊！”
说的苏桂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孙佃铺，想着想着眼睛里就闪起了泪光。
分手后，阿东打了一辆车，去机场。
在离开大连的拉煤的火车上，苏桂芬想孙国民问起了这些在大连的这次奇遇，说：“为什么有的人心眼好，有的人心眼不好呢？”
孙国民想了想说：“人都有心眼好的时候，有心眼不好的时候，就象我们在外边，你看有的人出来什么也不干，讨钱，装可怜骗人家的钱，人家一生气，就谁都不给了，这不是人家心眼不好，而是人家生气了。”
没等苏桂芬问出声，孙国民就知道她要问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