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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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受干涉。
第八条：国境应对新闻记者开放。不得对新闻工作者实行入境人员定额限制。对签证、出版许可证以及其他新闻业务所必需的文件的申请应迅速予以批准。外国记者应当被允许在国内自由旅行，并享有与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接触的权利。
第九条：通过许可证或其他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的对自由进入新闻界工作或对业务操作自由的限制应予以消除。
第十条：记者，类似于全体公民，应享有人身安全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在战争发生地区的记者应被视为平民活动，并应比照其他平民活动享有各项权利和豁免权。
当我读到这十条宪章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分。这份宪章是由民间机构起草的，与联合国的宪章不同，它对世俗政府并没有法律约束的力量。强权者自可将它抛在一边，独裁者也可嘲笑它的迂阔。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宣言，要在充满荆棘的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些理想简直难于上青天。但是，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不断地向理想攀登的过程中得以展现的。再难，我们也不应当放弃。高勤荣也以他的生命实践加入到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我为拥有这样的一个同胞而感到骄傲。
新闻的自由是民主制度日常生活化的体现之一。民主不是一种仅仅写在书本上的奢侈品，而是落实到每个公民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指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我们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享受到的自由，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认同这种理念：只有“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才是真实的民主。而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勤荣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自由，高勤荣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利。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晋中平原上那个无名的监狱中的无名的牢房。
那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囚犯。
然而，我相信他将被载入新闻史册。
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
一九五四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独立起义。法军迅速开进这块北非贫瘠的土地，在此后长达八年无比艰苦的战争中，法军对被占领地人民施行了骇人听闻的酷刑。虽然在一七九八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就通过立法明确废除了酷刑，但在这片遥远而广袤的殖民地上，酷刑却成为家常便饭，甚至还有行政官员起草了一份《威劳米报告》，企图建议政府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酷刑“合法化”。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是杰奎斯德布拉迪尔将军。他于一九五六年奉命来到阿尔及利亚，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军人和警察对居民采取的各种各样的酷刑与杀戮。布拉迪尔告诉他的上司马苏将军，他接到的命令是“绝对违反对人的尊敬的，而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他写信给总司令，要求让他返回法国，却被拒绝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各种体制内的努力最终无效之后，布拉迪尔给《邮报》写信，呼吁国内有良知的人们注意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提醒那些被“爱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同胞──“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可怕的危险，它使我们看不见创造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和我们伟大的军队的道德价值。”用传统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军人、一个高级将领，他采取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的行为让军队的荣誉受到了伤害，他的行为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他违反了军队内部铁一般的“潜规则”──“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布拉迪尔立即被军方免职，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六十天的“要塞拘留”。他昔日的功勋和美好的前程一夜之间都灰飞烟灭了。
关于布拉迪尔将军此后的经历，我还没有找到线索和材料，我也不知道法国国民是如何看待这位“背叛的将军”的。但是，这位将军的行为却挽回了我对法国──这个最早颁布《人权宣言》的国家──的敬意。我相信，布拉迪尔将军在采取行动之前，内心经历了极其复杂和痛苦的挣扎：究竟是国家、政权和军队那抽象的“荣誉”更加重要呢，还是被凌辱者和被折磨者的基本人权重要？究竟是服从无所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呢，还是服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布拉迪尔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坚信：所谓的“国家利益”，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他不能容忍鲜血渗透大地、呻吟充斥监牢、一个人像野兽一样撕咬另一个人。
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之处便在于，人有尊严、自由、爱和、同情怜悯。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说过：“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布拉迪尔将军就是这群可贵的“呼唤者”之一，他的呼喊在二十世纪的回音壁中激起了悠长的涟漪，他是活在二十世纪的“郭文”──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个舍生取义的青年将军。在法国，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有：贞德、伏尔泰、雨果、罗兰夫人、左拉、加缪、薇依……；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之内，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还有：拜伦、潘恩、甘地、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昂山素姬……对于某一历史时段的“母国”、“人民”和“政权”来说，他们绝不是受赞美和受欢迎的人，但是对于永恒的时空和文明而言，他们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康德所说，人类最可宝贵的，一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二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这就是一群让自己的心灵与天上的星辰一样闪闪发光的人。在他们的感觉系统里，他人的眼泪就是自己的眼泪，他人的伤口就是自己的伤口，他人的厄运就是自己的厄运，哪怕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人、一个卑贱而微渺的人。布拉迪尔将军说：“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这是一条不容跨越的道德底线：人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爱人，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应当互相尊敬和爱护。人类所有的文明均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而一切的专制主义者要想施行他们那“铁与血”的法则，首先就要解构这条道德底线和这块文明基石。
斯大林在他庞大的帝国之内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围绕著这两点展开的。苏联学者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巨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谈到，人们是从照片、从半身雕像和高大的纪念塑像记住斯大林的，“领袖”往往被塑造成这样：他举起一只手给大家“指引”道路，面带慈祥的微笑，一对关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眯缝著。当时谁能够想到，在这伪装后面竟然隐藏著病态般的残忍、无情和狡诈？沃尔科戈诺夫接著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斯大林听说他第一个妻子的兄弟亚斯瓦泽将作为“德国间谍”而被判处枪决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让他请求赦免。”在执行枪决前夕，克格勃军官向斯瓦泽转达了最高领袖的这句话。然而，被判决者没有乞求赦免，他勇敢地反问道：“我该请求什么呢？要知道我什么罪也没有犯啊！”事情了结了。斯瓦泽被枪决了。斯大林在得知他的这位童年的挚友和内兄的最后几句话后，只是随随便便地说：“瞧瞧，有多么傲气，死也不求饶。”
斯大林与斯瓦泽恰好处于人性极端对立的两极。斯大林认为，人是可以被统治和被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工具。因此，他使用恐惧、屠杀和欺骗来维持他的权力，只有权力是第一位的。但是，斯瓦泽却认为，人是不能被统治和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人的尊严和自豪绝对不会被暴力和死亡所征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瓦泽和布拉迪尔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存在”这一高贵的事实。他们的心灵像上升的星辰一样，让在旷野中的人久久地仰望，也给寒冷中的人以温暖的慰藉。有了星星的存在，黑暗就永远不会肆无忌惮地统治我们的世界。作家筱敏说过：“人的尊严不承认强权，正如大海不承认石头或钢铁的堆砌一样。当浩瀚的大海展现在你面前，你依然觉得水的柔弱吗？究竟有谁窥见过海的深藏部分？大海肯定在等待著什么。”大海不可征服，心灵也不可征服。斯大林们胜利了吗？不，没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苏格拉底、耶稣、斯瓦泽和布拉迪尔。
让我们都成为拒绝黑暗的那颗星，让我们的心灵跟那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像尼采说的那样：“人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污秽，可是兄弟，你依然要做一颗星照耀他们。”
汉阳陵的秘密
目前正在紧张开掘的汉阳陵，据说将是中国50年来继秦兵马俑之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汉阳陵，是西汉景帝刘启的陵墓。景帝在位期间，继承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除苛刑，开创了中国专制时代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本人也被史书称赞为少有的一代明君。
然而，逐渐从暗无天日的地下展露到阳光下的汉阳陵，却对景帝“明君”的身份构成了无法回避的质疑。景帝生前曾经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著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才得以完工。在营建陵墓、追求来生的辉煌上，刘启与那些公认的“昏君”并无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知无法让肉体生命获得真正的“不朽”，皇帝们便将目光转向修建陵墓，往往在生前就完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王国”。无论国势兴衰，无视民生疾苦，大兴土木、铺张厚葬都是君王们的当务之急。数千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专制统治者能够例外。1972年，当时咸阳市九张村农民在阳陵封土西北一点五公里处修建水库时，发现地下埋有大批凌乱的死人骸骨，有的脖颈和脚腕上还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的痕迹。在最近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更是发现不计其数的尸骨。据参见现场发掘的专家估计，阳陵墓地面积至少有8万平方米，埋葬刑徒人数达万人以上。
汉阳陵的秘密向我们昭示的是制度的恶，而不是人性的恶。归根到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专制制度是一种“优败劣胜”的制度，谁善良、谁真诚、谁慈悲，谁就惨遭淘汰，乃至性命不保；谁残暴、谁虚伪、谁狡诈，谁就稳稳坐庄，享有荣华富贵。景帝刘启也许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好人”，但是在阴暗诡谲的宫廷之中，他要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不建坟墓、不杀犯人，不足以显示皇帝权力的巩固；有“恩”而无“威”，有“宽”而无“严”，不足以维持专制制度的正常运转。于是，有了历代君王都不惜损伤国本、大建陵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