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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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问个本身来反思文革时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没有展开。
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统一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立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经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阻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成目的的堕落。跳蚤突然以龙种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当作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千山万水之间尸横遍野，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我到了靖国神社
到东京，我想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靖国神社。要了解日本的历史与信仰，此处不可不到，尽管这个地名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恶心和愤怒。前两年姜文为拍摄电影《鬼子来了》，到过靖国神社参观（参观非参拜也），却遭到国内不少“爱国粪青”之谩骂。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爱国”──连敌人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够战胜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国神社，却不怕那些鲁迅所谓之“孱头”们的辱骂。这里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绿地，且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然而，仔细一看，每棵树木上都挂著“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连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也正是侵略战争滋生的温床。
靖国神社的大门简洁壮阔，有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参拜道左右两边对称的两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公然宣扬纳粹武功的纪念物。大门口还矗立著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著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创办“招魂社”，实行军事改革。日本人崇拜军事强人的心态，从这尊塑像中亦可窥见。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咒骂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
今天虽然不是重要的祭祀节日，但前来参拜的日本老人和学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数辆旅游大巴，一下子就来了上百人，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内院参拜。少有哀伤之情，而多张扬之气。内门一侧张贴著一份昔日日军官兵的遗书，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换一次。老田翻译说，其内容无非是为天皇献身、为国家尽责之内的陈词滥调，可是许多日本人津津有味地阅读著，且不断点头称是。靖国神社大厅之格局，有点类似于佛教寺庙，只是里面没有泥塑的菩萨而已。也没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记载在书册上的“灵位”，只有在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祭祀。若干甲级战犯的名字也在其中。神社大厅前面，两边都站著穿制服的警察，一般游客可以到达木栅栏处，若向内张望，可以发现里边一层院落是参拜大厅，大厅内密密麻麻跪满了参拜的人群。
如果说神社建筑浸润著的宗教气氛还没有引起我极度的反感，那么神社旁边重新扩张的“游就馆”则让我怒发冲冠。“游就馆”是一座耗费巨资兴建的战争博物馆，一楼乃是各种武器展览，包括日军主力战机、坦克、大炮、地雷、刀枪、军服等。最吸引我的是一枚巨大的自杀性水雷。战争末期，日本为了阻止美军登陆，乃研制此水雷，由军人驾驶直接冲向美军战舰，与之同归于尽。此种做法，与“九一一”事件中驾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恐怖分之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乃是拉登的老师。在此水雷展品的旁边，还有录音播放设备，游客带上耳机、打开按钮，就可以听到当年志愿驾驶水雷出征的日军官兵最后慷慨激昂的遗言。
二楼上第一展厅及为日军金光闪闪之“元帅刀”以及若干高级将领的照片，包括诸多战犯在内。另有一间展厅专门展示皇族物品，天皇的军服、军刀以及所批示的文件等等。此后的十余间展厅逐一介绍明治以来日本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正面的介绍。对于“九一八”事变，解说词将其歪曲为中国军队挑衅，日军不得不出兵；对于南京大屠杀则不著一词，反而称赞日军迅速恢复了城内的治安。有好几间展厅内还在播放当年日军在中国作战告捷的新闻影片，在刺耳的枪炮声中，配有铿锵有力的解说，许多日本参观者皆兴高采烈。其最后一块展板乃是“战后亚洲各国独立”，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以自己战败的牺牲换取了亚洲各国的独立，亚洲各国应当对日本帮助驱西方殖民者而感恩戴德。在最后的观众留言处，有数册厚厚的留言。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写的感想：“我为日本军人的勇敢而感动。”如果大多数日本青少年受著这种历史观的教育长大，那么未来的亚洲很难有安宁祥和。我打量著门口那两个买票的青年女子，她们对客人彬彬有礼，却对此处的邪恶毫无意识。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颇得日本民众的支持。也许，不少人认为这是日本的宗教自由，日本人有权信仰死者。陈平原教授在《招魂》一文中写道：“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以明治维新为界，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便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还是陈平原教分析得透彻：“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我们必须洞悉靖国神社近代化的蜕变，方能驳斥某些日本政客辩称参拜乃“宗教自由”的谬论。
我有钱，我打人
听朋友说，在成都市二环路外芳草街瑞升花园附近，开业了一处名为“真人秀”的“发泄屋”。在那里，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顾客的面前，任凭顾客歇斯底里地吼叫、任凭拳头如雨点般地落下来，这名“服务人员”不躲也不闪，坦然受之。不过，顾客却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发泄费用”。
如此新鲜的“服务项目”，立刻火爆蓉城。当今时代，喜欢尝新鲜的人不少。人们发现，这间“真人秀”发泄屋的老板名叫阳桥，是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据阳桥介绍，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心情压抑的年轻人为主。而在店里服务的“真人”名叫赵亮，是一个更年轻的、只有二十岁的小伙子。赵亮刚从吉林某体育学校毕业，看上去体格健壮、敦厚老实。阳桥介绍说，赵亮从小就苦练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项目，依照他的功力，足以应付一般人的“殴打”。另外，店里还有一个女“真人”，是个十九岁的姑娘，也是学武术的，练散打和套路。既然两个“真人”都是非同寻常的“练家子”，那么“发泄者”就可以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打击。最后“发泄者”累得瘫倒在地，而两名“真人”仍然毛发无损、傲然屹立。
听到这则真实的新闻（记者写得津津有味），我心里却非常的厌恶。这家让人“耳目一新”的店铺，所实施的不就是“我有钱，我打人；我没钱，我被打”的荒唐逻辑吗？虽然打着“服务”的旗号，虽然是一种“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双方都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我想追问的是：难道只要买卖双方都“愿意”，这种活动就合理与合法吗？这家店铺有没有到工商税务乃至文化管理部门去办理相关审批的手续？它是以什么样的名义申报办理的？而主管部门又是以什么样的名义批准的？难道它属于“心理咨询业”吗？
前来发泄的顾客争先恐后，这表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我们的心灵结构已经远离了“健康”的警戒线。暴力成为我们的欲望，侮辱成为我们的爱好。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想当禽兽，人人都说自己想当天使。然而，在实际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兽的人却很多。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瑞典女政治家阿尔瓦&＃8226；米达尔，曾经严峻地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处在一个“被兽性化”的过程中。她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代的传媒：“如今效率相当高地促进暴力的一个文化因素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视觉性的媒介传入我们脑中的每一件事情。”传媒上传播、鼓励和赞赏暴力精神，对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尔瓦&＃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