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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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在访谈中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 〃。然而，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是一种专制时代的〃诛心之论 〃。作为被批评者，重要的是勇于正视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内容真实，那么结果应当与目的无关。聪明如杨澜者，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是，杨澜告诉记者，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 〃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是〃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的词语加诸于一位曾经充当中国申奥 〃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却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能够达到如此肮脏和凶残的地步！
杨老贼究竟爱哪个“国”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谈“爱国主义”谈得最起劲的，除了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员以外，就数身为“美籍华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了。每谈到中国问题，杨振宁通常都会慷慨激昂乃至涕泪纵横，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都是 “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爱国”似乎是彻底的、绝对的。于是，有些国内的同胞被他感动了，有人或许认为：杨振宁老先生一定是个真心爱国的、打入美帝国主义心脏的同胞。
但我总是对杨先生的身份感到纳闷：杨先生乃是“美籍华人”，是早已“归化”的、“如假包换”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是庄严地对着美国宪法宣过誓的，他将永远效忠于美国。按照杨博士入籍时候的誓言来推断，假如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他应当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为中国服务。当然，在国籍上选择当中国人还是当美国人，这是杨先生自己的决定。他有权选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本未可厚非。但是，作为美国人的杨振宁，享受着美国丰裕富足的物质条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条件，却来大谈应当如何热爱中国、服务中国共产党，一旦有谁提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便暴跳如雷，那就未免过于矫情了。国内有无数同胞承担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在为祖国的民主和富强而奋斗，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争取着一点点的尊严，他们用不着一个自以为是美国人来教导怎样热爱中国、忠于中共。他们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而不必听从一个美国人指手划脚。
杨振宁爱的是中共
与其说杨振宁爱中国，还不如说他爱中共——因为中共政权恩赐给他国师般的地位，在寸土寸金的清华大学里他拥有耗资千万钜款修建的超级豪华别墅，他还可以经常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在中国，诺贝尔奖得主是稀罕的宝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而在美国，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若干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许就在人群中与你擦肩而过，他们平凡得像一片树叶。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杨振宁先生爱中共，不如说他爱自己——爱自己在中国所享受的奢华待遇。同样也是身在海外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谈起“爱国主义”的时候，比起杨振宁来却要坦诚得多。丁学良在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爱国主义”大旗掩盖的真实嘴脸这就是杨振宁之流的“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们的“高尚情操”。说到底，他们爱的还是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甚至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反正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谁也看不清楚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旦祭起这把“翻天印”，便是师出有名，崇高无比了。“爱国”是不能被怀疑的——这个字眼如此神圣，只有卑鄙无耻的、不爱国的人，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感情”。然而，我必须怀疑杨博士“爱国”和“爱人”的感情，有一个例子可以深刻地说明问题：杨振宁与蒋彦永医生之间有着亲戚关系和长久的友谊，当年他心脏动手术时，蒋彦永医生专程到美国参与会诊。然而，当蒋彦永医生为六四事件发表公开信，并因此被秘密绑架而失去自由之后，杨振宁先生却从来不曾公开对蒋彦永的命运发言。一个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如此冷酷无情的家伙，会是一个真心诚意的爱国者吗？
外籍华人在中国的不同遭遇
在大洋彼岸谈自己如何“爱国”和别人如何“不爱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杨振宁看来，批评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暴虐，批评六四大屠杀，批评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都是“不爱国”的言论。而“中国的面子”是他挣来的。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莫耶斯采访的时候，莫氏问道：“一九五七年，当您获得诺贝尔奖时，您是在这个国家——美国。而那时中国已是共产党执政。对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杨博士这样谈论自己当年获奖的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国国会曾多次就是否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进行听证。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证词，他认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低等人。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说他测量了不同人种大脑的大小，从而证明中国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当时，那成为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现代科学的证明，对此中国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获诺贝尔奖的最大反应是什么的话，我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自豪。”杨博士忽视了对方提问中的“一九五七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是大陆反右运动开始的年份，数以百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尊严和生命。曾经是李政道的老师、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码的研究条件，而被作为阶级敌人残酷迫害。这一切不在杨博士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之中，他却对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他故意把两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拿到当下来谈论，混淆了时间概念。杨博士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获奖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光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结论则与之相反。与杨博士身份类似，身为法籍华人的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受到国内严厉的封杀和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话题”。于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卖国贼”，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陆都成为禁书。在我看来，正因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加真诚坦率地面对“中国问题”，所以他才会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杨博士显然“过于聪明”了。
杨振宁的精神境界
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或者经常在两边自由走动，杨振宁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到中国时也都是在上层社会浮光掠影，中国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种被隔离的“诗情画意”。从一所肮脏破旧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优雅的民俗风情来，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艰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要走几百米的路才能上厕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这不会是一种幸福。而像杨博士这样住在别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马桶的高等华人，当然不会体验到这样的不便，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说胡同象征着东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宾，那么为中共说点好话还不是口吐莲花之事？自觉不自觉，这些人便成了被“统战”的对象，成了杀戮现场作为点缀的鲜花——在海外，杨博士是最早为天安门惨案叫好的华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的哭泣他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爱国贼”的“心路历程”，他们从来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里会为孟姜女仗义执言？还是丁学良先生说得好：“对于已经不再过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必须过的日子的某些海外华人来说，那些大造‘万里长城’的中国统治者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样雄伟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国人中间的华人很光彩。至于统治者在营造古今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令多少中国小民节衣缩食、家破人亡，‘长城’脚下埋葬了多少无辜的白骨，他们就不怎么计较了，因为死的不是他们家的人。可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评价的标准首先应该是问一问：万里长城是造出来了，孟姜女等的情况怎么样？”
这恰恰就是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之间的差别——这种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别，比学术成就上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阅兵情结与权力瘾
新华社报导：一月十七日早晨，河南省新密市委书记（为何媒体没有公布此公的姓名？）导演了一出盛大的“阅兵典礼”。新密市此次大搞“阅兵式”的 “由头”，不过就是召开“巡防队成立点验誓师大会”。以市委书记为首的领导们微笑着向一千六百多名受阅的员警和巡防队员挥手致意。这出“阅兵丑剧”，耗资五十万元，还导致省道被堵车辆绵延达两公里多。
新密市的这一“壮举”，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起了前安徽毫州市委书记李兴民。为庆祝自己升官（买官）成功，李书记于一九九七年举行“阅兵仪式”，并因此获得了“阅兵书记”的“美誉”。后来，“阅兵书记”因腐败垮台。据媒体报导，其家门上的对联是“金盆聚宝，银盆摇钱”，在其就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月即受贿近两万元。
安徽毫州城市人均月收入不足三百元，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地区；而河南新密是郑州市所辖的县级市，“扶贫攻坚任务还很重，当地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也不能正常保证”。劳民伤财的“阅兵典礼”却在这两个地区发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