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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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糟糕的一个问题。这是地质系学生段玉棋提的：“据我们所知，你来中国之前，在国内表示，之所以去中国，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接触是最好的压制方式，你这句话是否是为了使这次访华成行而向反对派作出的承诺？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他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请总统先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听到这样的问题后，面露惊讶之色。他没有想到北大学生会这样对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学生当作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来看待，没有想到他们连起码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学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礼貌，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呢？难怪总统先生要神色大变了。而许多北大人则以此为荣：克林顿为难了、克林顿尴尬了、我们难倒了克林顿！我们多么伟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别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发现，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的学生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连幼儿园的孩子也比不上？
这时，克林顿表现出大国领袖的风范来，他从容地回答说：“要是我有遏制中国的意思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睑后面。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他谈到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选择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国也如此。而美国的政策是：“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棋同学的说话的方式让人极其不舒服。这种叙述，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来。斩钉截铁、不容对方有回旋的余地。将对方逼进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位年轻的学生，是怎样沾染上文革的气味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避免粗暴和专横。这两种性格，是文化的对立面。段同学两者兼而有之，并且很是为此骄傲。念了十几年的书，连粗暴和专横都没有磨洗掉，这书是怎么念的？一向自称最有礼节的中国人，却表现得最没有礼节，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机前面摇头。
第四个问题是问高等教育对未来的意义以及克林顿对中美两国青年的期望。
第五个问题的恶劣程度直追第三个问题。提问的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刘丽娜。她的问题使会场的气氛再次变热：“老实说，中美两国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议题确有歧见。您非常骄傲地回顾了美国贯彻民主、自由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言。可是，我记得有人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您认为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产这位女同学的言谈是激情澎湃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抑扬顿挫，好像在演出一场话剧。她的炉火纯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艺的著名演员们相比美。她的观点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一模一样，她说的话，发言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她再来重复，有点画蛇添足了。
其实，克林顿在演讲中已经检讨了美国的民主历程：“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土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八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克林顿回答刘丽娜的问题时继续说：“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作在应该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向理想迈进。”
女发言人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阐述官方的观点。她不知道什么是提问、不知道怎么提问。这就是北大学生的素质，能不让人失望吗？
紧接着，另一位女发言人发言了。这是中文系学生马楠。她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阐发中国政治书本的上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目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话，前提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伟大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些甚至是邪恶的价值观为存在。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时候，也有冲突的时候，不然，人类社会就没有矛盾了。纳粹的集体与个人的自由有没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里，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不是积极自由的反面，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哪能分开它们呢？这名学生对自由理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起码的厘定，却轻率地、滔滔不绝地发表似乎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真让人啼笑皆非。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林黛玉的感受与焦大的感受绝不会一样，虽然他们同样都生活在贾府里。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最后一个学生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林顿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七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百分之二十。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七名学生中，有五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去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足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我不是失败者”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此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这种理想的紧箍。他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而阿·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氏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其实，从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
戈氏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旧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的那样：“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 索尔·舒尔曼分析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东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挽救不了旧制度，霍布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