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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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正在井下检查工作的鸡西矿业集团总经理赵文林等人也在事故中遇难，新浪网上的新闻标题是“鸡西矿难，创遇难者级别最高”。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出离地愤怒了——写下这个新闻标题的编辑究竟还有没有心肝呢？他关注某个特殊的遇难者的级别，却忽略其他一百多个普通的遇难者的命运。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要渲染所谓的“新闻点”，也许这就是今天的编辑所需要具备的“素质”。
祸不单行，就在富源惨剧之后两天，也是在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松金沟矿井又发生一起爆炸事故。繁峙县人民政府报告称“死亡两人，伤四人”。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死亡人数一下子扩大了十多倍。
当天，松金沟矿井共有一百一十七名工人下井。事故发生前，有二十名工人回到地面。下午一时左右，井口电缆发生短路，引起编织袋等物燃烧，冒出刺鼻的白烟。井上矿工立即向负责生产井口的舒远礼报告，舒远礼明知井下矿工撤离的最快捷通道就是生产井口的卷扬机，但却下令卷扬机继续从井下提升矿石，而且未及时通知井下矿工从其他井口撤离。后来，通风井口冒出的烟雾越来越大，有矿工自告奋勇下井救人，舒远礼竟大声喝令阻止：“谁敢过来就把他扔下去！”直到燃烧的编织袋引爆井下存放的数吨炸药，造成惨剧的发生。事故后，舒远礼突然失踪。幸存矿工和遇难矿工家属均认为舒远礼是造成矿工们死亡的罪魁祸首。
幸存者之一的田正遥是陕西省岚皋县官元镇古家村人，今年三十九岁。今年四五月间，他和弟弟田正兵来到这里打工。据他回忆，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这个矿井共运来一百七十件炸药，每件炸药重二十四公斤。这样，就有四千零八十公斤炸药被运进矿井。按照常规，这些炸药应储存在地面。六月二十一日下起瓢泼大雨，二十二日又是一个阴雨天，这些炸药被违规存储在矿井里，最后导致了爆炸的发生。
田正遥回忆说，当时爆炸产生的浓烟，迅速向井下蔓延，许多人因此窒息。幸运的是，他们二十多人在地下一个出口逃生，但是，当他回到地面时，怎么也找不到三十二岁的弟弟田正兵。四个小时后，浓烟散尽，他走下矿井寻找弟弟时，意外地发现一处矿井里有十八个人死在了一起，但他没有找到弟弟。
紧接着，事故现场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晚上十一点，警车、救护车都离开了，矿上突然来了二十多名穿着清一色迷彩雨衣的人下矿搬运尸体。田正遥亲眼看见弟弟田正兵的尸体被搬出，然后很多尸体被抬上两辆汽车，他不敢上前去阻止。其中一辆是白色的北京吉普，后边的座位被取掉，小小的空间硬是塞进了九具尸体，像堆稻草、码垛子一样。他又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的尸体被拉走，至今下落不明。
田正兵的妻子伍贤明说，丈夫到这个矿上干活才一个月就遇难身亡，留下她和一个年仅七岁的儿子。更令人伤心的是，人死了连尸体也见不到。任凭她哭闹哀求，矿方的谈判代表仍心硬如铁，就是不让见。
陕西民工何永青是矿上雇来搬运尸体的人之一。他回忆说，井下巷道是完整的，许多死者都嘴角流血，他的大哥何永春和一个堂弟都在这里。他们从子夜一直搬到凌晨四时，工头大喊：“天快亮了，快点。”这一夜，仅何永青一人就亲手搬运了二十四个死者，触摸过的还有八人。工头不准任何人问这些死者“运到哪里”。
第二天，有工人下去，将井内现场全部“破坏”了。了解这一情况的金矿工人，每人发了一千三百元后被遣散。爆炸的真实情况，则处于严格的“保密”中。
对于家属看一看亲人遗体的要求，金矿的态度十分坚决：“见死者是不可能的！”死者家属始终处在矿方的严密控制之中。矿方还威胁说：“放聪明点，赶紧拿钱回家，否则你根本走不出繁峙这地界！”前去采访的新闻记者更是成了矿方的眼中钉，他们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
我不禁要追问：当地的党政部门究竟在干什么呢？他们对于矿难之后猖獗一时的恐怖气氛难道一无所知吗？为什么警察来了又走了？恰恰是在警察离开之后，矿方立即派人转移尸体，这不是太巧了吗？我隐约感到，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势力在操纵着一切。他们居然能够调兵遣将搬运尸体，瞒天过海让几十具尸体“人间蒸发”，俨然是一支计划周密、训练有素的黑手党部队。
矿难之后将近一个星期，在距事故发生地十公里左右的金山堡乡下浪涧村，六具被抛在一个废弃砖窑的窑洞里的尸体被发现，窑洞外面被尼龙袋堵住了洞口。在另一处弃尸点是同样距事故发生地十公里处的柏家庄乡的路边山沟，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六具尸体。当记者赶到位于繁峙县金山铺乡碱裕村附近的一个现场时，在一处不起眼的山涧下面，又看到了一具男性尸体，旁边还有掩盖尸体的编制袋。然而，还有更多的尸体依然没有找到。由于时间的关系，相信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这些连尸骨也找不到的死难者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矿井并不是他们固定的“单位”，他们也不享受任何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因此，他们的遭遇比起鸡西的“国企工人”来不知要悲惨多少倍。他们的劳动更加艰辛，他们的收入更加微薄。在同样残酷的事故之后，国企工人的尸体被安置在专门的地点供亲人认领，而农民的尸体则被残忍地抛弃在荒郊野外。报刊上终于开始讨论“农民的国民待遇”的问题了，然而，这些死难的农民再也听不到了。即使他们的家属听到了，这些说法之于他们，依然只是遥远的天方夜谭而已。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农民才会被当作“公民”对待；什么时候，农民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如果没有这起惊天大矿难，也许人们永远不会了解到，某些地方政权已经成为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丧心病狂的矿主之上，当地的有关执法和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织起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在这张网络里，官僚和奸商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左右着财富的分配，他们阻挠着真相的传播。而那些矿工的名字，仅仅是工资单上微不足道的号码。今天随意划掉一个，明天就会有新人来替补。在这里，讨论宪法和人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官员们在争先恐后地表态，但他们的表态对那些消逝的生命、腐烂的尸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高级官员赶去了，他们的表情沉痛而坚定。然而，我想追问的是：那个汇报虚假死难数字的地方官员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些纵容矿主转移尸体的警察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调查之后，有关方面会公布一个怎样的结果。我有过太多的期待，也有过太多的失望。
对于苦难，人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些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兄弟们的苦难，很难说你已经抵达了苦难的内核。加缪说过：“我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贫困的”；那么，我是在矿区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苦难的——这是我与那些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所谓“文化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如今，童年的那个矿区再也回不去了，矿工们都迁下山来。山间，还有当年父亲的几名同事的坟墓。幼小的我曾经在坟墓间奔跑，而母亲则在背后惊惶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母亲有些迷信，她担心我惊扰那些在坟墓中沉睡的人们。而我，只是专注于坟墓间茂盛的野花。
我们的家在半山腰上，是一排背靠山岩的平房。春天，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灿烂的油菜花抵消了我对矿井的恐惧。
而条件比我生活过的矿区还要简陋、危险和艰苦的矿区，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同样，生活状况比伍大叔还要困苦、窘迫和哀伤的矿工，在这个莺歌燕舞的国度里，还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无论生者还是死者。
让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因为我们都是血肉相连的亲兄弟。
被丢弃的双胞胎
我很喜欢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不是我有“窥阴癖”，而是我认为从一个政治家怎样对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视出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人民。
在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中，最为玄妙的是他与两个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严的关系。
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州与年轻美丽的女秘书章若亚发生恋情。章若亚怀孕后被送到桂林，不久产下一对双胞胎。蒋经国要求双胞胎跟从母姓，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会被当着蒋家的成员来对待。章若亚是一个解放女性，不愿意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开始跟一名美国人学习英文。半年之后，章亚若突然因为腹部绞痛而暴死。章家怀疑有人下毒手，背后一定有主谋，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当年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与蒋氏有密切来往的漆高儒回忆说，他曾经听蒋的副手、特务主管黄中美说过，章若亚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了麻烦，黄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但这一决定究竟是黄的自作主张还是出于蒋经国的授意，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抗战胜利之后，章若亚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不久之后，蒋经国便立下誓言，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显然，他发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妻子蒋方良——作为“蒋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迁台之后，孝严、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长，蒋经国偶尔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医院里送。有意思的是，这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双胞胎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各自展翅高飞。孝严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蒋经国去世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孝慈则成为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过东吴大学校长。相反，在蒋经国身边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却全都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孝武一度还成为频频惹祸的酒鬼。大约他们承受不了身为“伟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就好像大树下通常只能长出小草、而难以出现第二棵大树一样），反倒没有孝严、孝慈经过平民生活的磨砺而产生的一飞冲天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严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过“总统”。显然，蒋经国有意回避与儿子见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果实”。作为父亲，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时候，是否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呢？
蒋经国处理自己与孝严、孝慈兄弟的关系，显然不是以父子亲情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为首。换言之，作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家，他必须保持自己近乎“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