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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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迟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都是从所未有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氏才开始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真正的开端。它对戈氏本人和苏联历史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此，阿·切尔尼亚耶夫有一番悲观的评估：“如果说反酗酒运动是改革时代第一个大错误的话，那么，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改革开始前在社会基础中埋下的‘地雷’中第一颗爆炸了的最大‘地雷’……并且是改革道路上发生的第一个悲剧。”而戈氏本人的评估却是乐观的：“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我更倾向于戈氏的看法——盖子已经揭开，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理由，民众也清楚地看到了旧制度的僵化和停滞。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理论家”也难以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人民再也不愿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于是，戈尔巴乔夫可以放手开始他的事业了。
面对罪恶，谁是无辜者？
面对罪恶，谁是无辜者？
——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九二三年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十八岁参加卫国战争，身负重伤，此后腿部终身残疾。从教育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教育和新闻部门工作，因才华出众而被调入苏共中央机关。一九六五年起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任代理部长（由于其思想解放而被苏共领导看成是“不正统”，因此一直没有正式批准他担任部长）。在此期间，雅科夫列夫继续学术研究，先后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答辩，并获得教授学衔，成为苏共高级领导人中学历最高的、也最有学问的人之一。然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头头苏斯洛夫却对其学术研究持否定态度。
一九七三年，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中央受到批判，并被贬到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启动政治改革，将其调回莫斯科，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六年，雅科夫列夫进入苏共政治局，从此进入最高决策层，并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亲自起草了包括“公开性”问题在内的若干重要文件。一九九零年，他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并退出苏共政治局，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主动退出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
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在保守势力对改革力量“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雅科夫列夫毅然宣布退出苏共。“八·一九”政变之前，他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然而戈氏未能对他的警告引起充分的重视。政变发生之后，雅科夫列夫挺身而出，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合法政府，反对政变。苏联解体之后，他出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并兼任若干民间职务，继续为俄罗斯社会的进步而奔走呼吁。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期间，雅科夫列夫先后两次出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先后为三百万名苏维埃时代受到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除了大力推进改革进程并为之提供思想资源之外，这是雅科夫列夫所作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被誉为“一面了解俄罗斯百年历史进程的镜子”。它不仅是一本苏联杰出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回忆录，更是一个优秀学者长期艰苦思考的结晶。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俄罗斯兴起和消亡的原因。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既对历史的弯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对未来俄罗斯的面貌作出了明确的预测。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书。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一九五四年四月，吴国桢在美国会见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长谈八个小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相当一致。会谈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国桢回答说大约是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接受蒋氏政权的招安，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氏辩护，甚至指责吴的“背叛”。吴国桢便公布了这则段谈话。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蒋经国一直纵容、甚至亲自实施了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即使胡适所说的“十万政治犯”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仅“绿岛”一地就囚禁过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显示，台湾的人权状况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糟糕。国民党高层认为，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是宣传战的失败，因此在台湾大大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管制媒体和出版物的机关不是党的文宣系统，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警总”。文字狱虽然没有满清时代那么残酷，却也让不少作家学者家破人亡。对此，蒋经国难逃其咎。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消除他的历史罪责。在蒋经国统治的大部分时候，他相信威权主义的正当性，不过台湾的威权主义跟法西斯主义不同，跟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邪恶的民族主义也不同，陶涵指出：“国民党式的警察统治虽然紧密监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等层面，并没有要消除这些部门的自治。它声称信仰人本主义、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权利。”即使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台湾的民间社会也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这种统治模式为八十年代台湾的变化打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蒋经国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周旋于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日本几大政治力量之间，让弹丸之地的台湾岛“举轻若重”、二两拨千斤，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焦点。用陶涵的说法，即便是盟友美国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工程，并颇有前瞻性地瞄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然而，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蒋经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带领台湾实现政治的奇迹呢？在我看来，晚年的蒋经国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经济腾飞、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他为台湾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蒋氏意识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的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托克维尔说过，一个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还要严峻的险滩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差点演变为民众与宪警的血腥暴力冲突。但是，蒋经国始终坚持不在公开场合对民众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打不还手”，当然更不能对民众开枪了。事件之后，蒋经国首次同意媒体公开报道审判过程。反对派首领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蒋介石时代来已经是“吞舟是漏”了。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此后十年间，民间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一党独大”的状况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的“瓶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蒋经国的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交待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据宋楚瑜和余纪忠回忆当时的情形：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的“解冻”、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南韩、菲律宾的变化，对台湾民众和蒋经国本人的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他还批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像从前那样”。这种态度让国民党元老们失魂落魄。会后，有些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告诉心腹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参加“国民大会”的“行宪”纪念大会，是蒋经国去世之前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件事。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议，李焕等人劝说蒋经国不要出席。但蒋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做！”当蒋经国准时到达时，会场外数千群众抗议示威，会场内十一位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打出“老贼下台”的条幅。副官推着蒋经国的轮椅上台时候，国民党人热烈鼓掌，而民进党人则继续高声辱骂。蒋经国不以为意，安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注视会场，并让大会秘书长代他宣读了五分钟的讲稿。
十多天以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在“国民大会”上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却指出，蒋经国曾经说：“民主制度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