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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乱世浮生 作者:帅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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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显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战时期再讲慈悲戒杀是不合时宜的,在全民抗战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励国民勇敢的上阵杀敌。按照这样的逻辑,《护生画集》所宣扬的佛家思想当然是不合于抗战精神的。对于此种理解,丰子恺大不以为然,他断然说:〃不可,不可!曹聚仁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啊!〃对于曹聚仁的评论,丰子恺显然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为曹聚仁对他的〃护生之旨〃的不理解,丰子恺这个一向与人为善,待人宽厚的人从此与朋友曹聚仁绝交。想来当时与曹聚仁抱同样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丰子恺在汉口特意写就《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以阐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从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用〃护心〃融合了佛教教义和抗战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融合事实上是把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糅合在一起。〃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究竟有无一息相通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慈悲戒杀的虔诚佛徒,丰子恺能在抗战时期表明〃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态度,却不能不说抗战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然而,无论怎样,丰子恺割舍不断的佛缘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总是显得不是很合时宜,也并不是能得到每个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对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信佛总是有着种种的非议,甚至怀疑丰子恺抗战的决心。毕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高坐云端冷观世相。〃佛毕竟是有灵的〃,丰子恺反复对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们说:〃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丰子恺拈花微笑,用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看着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你们还不理解我么?〃 
  四、〃艺术的逃难〃   
  丰子恺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谈及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   
  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原名丰润,自名丰仁,号子凯,后改名子恺。现代散文家、画家。丰子恺受佛教影响较深,曾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丰子恺漫画常以儿童生活作题材,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其散文清新流畅,感情真挚自然。17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学绘画。1919年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先后在宜山浙江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从事绘画创作。1946年定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国画院院长等职。1975年9月15日逝世。主要著作有:《缘缘堂随笔》、《音乐入门》、《丰子恺书法》、《车厢社会》、《率真集》等。         
  郑振铎:〃为愚公移山之业〃   
  在众多的花木中,父亲似乎尤其偏爱那两株盆栽的石榴树,每当果实尚未长大红透时,他便挑选一些较大的,在上面用小刀逐个刻上自家的、亲友的、邻居的,几乎所有熟识的孩子们的名字。而当这些石榴长得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时,上面刻的名字也嵌得深深的,像是天然生就似的。每当这时,大约总是挑个星期天吧,父亲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园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各色糖果和一个个咧嘴在笑的红石榴。接着,他便和孩子们一起唱啊,跳啊,做各种好玩的游戏,或是大家围坐在他四周,听他讲迷人的童话,最后他把糖果和石榴按照上面所刻的名字分发给大家。我们都异常喜爱这一时刻,后来便把这一天称做〃石榴节〃。 
  上面这段文字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对其父生活往事的追忆。且不论其人如何,单只这一幅画面便足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郑振铎为人豪爽、单纯,襟怀坦荡,他的学生廖静文回忆他说:〃他笑的那样单纯、朴实而又富于感染力,使人觉得他从来不掩饰内心真实的感情,流露出一颗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而唐? 
  对他的印象是:〃他热情、正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我们几个年轻人,在背后常常戏呼他为〃老天真〃,赤子之心未泯,他的确显得很单纯,很天真,在熟人中间,像他那样襟怀坦率,精力充沛的,我还没有见到第二个。〃 
  一、〃唯有一腔正气〃   
  ……上海沦为孤岛,所谓〃大道市政府〃成立,当时他在暨南大学教书,风传教育界有些人将出任〃新贵〃,他碰到他们,总是直言不讳,以民族大义相责,这些人也向他矢口否认,说了一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类的话。他很快就相信了。过了几天,就是那些他所认为〃好的很〃、〃好的不得了〃的人,一个个袍笏登场。我去看他,他正瞪着金鱼眼,坐在破沙发上,默默的在生气。…… 
  从以上这段唐对郑振铎回忆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对郑振铎在那一时期的心理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抗战爆发之后,尤其在沪战爆发之后,郑振择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活动,热情地为抗战呐喊。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战争,郑振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尽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被迫的战争,战争也是残酷的,但这场战争却能够起到净化民族灵魂的作用,促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他在文章中写道:〃这火原是魔鬼放起的充满硫磺气味的地狱火,但对于罪孽深重的旧中国,却将发生以毒攻毒的效验,而尽着神圣净火的功用了。在这净火里,旧中国还未洗尽的许多污垢,都将一扫而光的被澄清。〃在人们的印象中,至少在抗战以前,郑振铎并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也不是一个诗情四溢、充满激情的诗人,在更多的意义上他更是一个持重周正的学者。但战争在改变着郑振铎,战争唤醒了郑振铎生命深处的激情。自抗战开始以后,并不擅长诗歌的郑振铎开始迸发出诗歌的激情,他尽情地用诗歌来表达着他难以抑制的情绪和他对战争的理解。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在抗战爆发后大量创作并不擅长的诗歌,郑振铎曾在他出版的诗集《战号》中表白说:〃我不是一个诗人……卢沟桥战役的发生,给我的刺激太大……我连续写着一些〃诗〃,不顾任何的形式,只是觉得这样的写,最能够表现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而已。……〃诗是最能够表达情绪的,抗战爆发之后的7、8两个月间,郑振铎写了不下四五十篇诗歌,而这些诗歌的题材只有一个抗战。对于个人在民族危急时刻如何选择自己生命的方式,郑振铎也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杀敌而死,死在战场上!〃         
  但是,战局最终还是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上海浦东登陆,11日,日军侵入上海南市,12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大部地区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上海沦为〃孤岛〃。对于上海沦陷的情景,郑振铎回忆说:〃〃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上海沦陷后,郑振铎的心情无疑是沉痛的,所有的一切在此时郑振铎的眼里都抹上了一层灰色。他在文章中写道:〃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上海沦陷之后,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的郑振铎自然也就陷入危险之中。为安全计,郑振铎不得不匆忙离开了家。国破家亡自然难免凄楚之感,郑振铎曾有文字记述自己离家的情景,满怀凄凉悲怆之感:〃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铁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从此以后,郑振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告别了往日平静而愉悦的家居生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迁徙流离而孤独凄苦的生活。在迁徙流离的八年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注意,自从匆忙离家之后,郑振铎就脱去了一贯的西服皮鞋,换上了青布长衫和圆口布鞋,这种生活上的细节或许也是郑振铎一种民族意识的表现吧。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郑振铎明白,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手中的笔就是他的武器。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历史的特长,开始撰写一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章《民族文话》。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写作这样一组文章是含有深意的,在《民族文话自序》中,郑振铎写道:〃我们民族是…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灭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意识的。……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词,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这一段〃自序〃将郑振铎此时写作《民族文话》的目的交待的非常清楚,就是以此来激发民族的信心,鼓励民族的气节。这一段话事实上也是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所坚守的立场以及他的信念,其语气激昂慷慨,掷地有声,当为郑振铎当时情绪的一种自然流露。 
  上海沦陷之后,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难。1938年初,《社会日报》负责人蔡钧徒被日伪杀害,蔡的头颅还被挂在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郑振铎的朋友,《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和《华美晚报》经理朱祖同,也曾各自收到日伪特务寄来的方盒一个,内各藏一只鲜血淋漓的人手,并各附有恐吓信,说如果继续坚持反日态度,将有更〃佳〃的礼物。郑振铎友人中最先遇难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基督教徒,为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为郑振铎挚友。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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