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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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倘绾未虻孟氯ィ俊保ㄌ频赂沼铮┖试谡角八坪跻膊簧趵止郏衔爸泄且恢惺兰偷墓遥喜荒艿挚菇业娜毡荆匦肴锨逭秸暮蠊保菜倒翱喑糯洹闭庋幕啊Ｒ蕴频赂盏慕馐停汉酱湔撸褪侨衔鞣矫裰鞴遥绕涫敲拦僭绫鼗峋砣胙侵拚匠 Ｒ坏┟拦砣胫腥罩剑敲础白詈笫だ本汀氨厥粲谖摇绷恕：罄蠢分っ魍耆钦返摹５试陧旌馊质保稚罡小罢侥押鸵嗖灰住保现笔笔О苤饕逭叩男奶钟兴煌Ｃ娑浴敖雇量拐健保ㄏ道钭谌事氏忍岢觯┑目诤牛障Ｊバ那楦丛油蚨恕�1938年12月31日，他在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的和议。陶是反对一元外交的。不过，他还是向胡适解释了为何随汪出走的原因：“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既然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陶希圣，他也就绝无另立政府之意了。尽管他与汪、蒋二人的私交都不错，但由于1928年在上海即加入国民党改组派，与汪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一点。其妻万冰如在回忆录中证实：“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1928年）在武汉，十九年（1930年）在上海，二十六年（1937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陶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兹全也认为：“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在陶希圣看来，当时“主和”与“投降”是两回事，应理智分开。他坚持“主和”不是“投降”，“谈判”绝非“通敌”，“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调停行动乃交战双方取得战争利益减少伤亡的手段之一，放弃调停则可能失去战争的最终目的。但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日激情中，“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唐德刚语）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此时心神不宁的汪精卫跌了一交，在河内的卧榻上起草声明，响应和议。此稿由陈公博带至香港，交与顾孟余商议。顾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12月29日，汪仍按原文发表，此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夫妇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等人的保护下，由河内逃抵上海。8月底，陶希圣从广州抵达上海。这时他已渐察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旨在灭亡中国，而之所以又同意进入上海实在是想做春秋时的申包胥，“立志要存楚”。他对女儿琴薰这样说：“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去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又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惟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这未免太书生气了！实际上汪精卫在河内遭遇曾仲鸣被刺一案时，即已铁了心，一头栽进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深渊之中。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对陶希圣而言，这实在是一个“辞受两难”梦魇般的决定。随即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但在通缉与开除党籍的名单中，竟没有陶希圣这个名字，颇让汪精卫以及日本人的猜疑。11月1日，汪的组织与日本方面正式谈判。日方首席代表是影佐祯昭，汪方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本人未出席。日方在会上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其宗旨与范围大大超出一年前“上海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1月3日分别致函汪、周二人，表示自己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他更对陈壁君说：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所谓谈判，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当时陈壁君将此话转告给汪，汪听了落泪不止，但为时晚矣。此时汪氏夫妇又密谋，想就两种方案取其一而脱身：一是从愚园路迁居法租界的住宅，发表声明，停止所谓“和平运动”，然后亡命海外；二是命叶蓬带领他训练的“军官团”去广州，并要求日军退出华南，让汪精卫在华南继续活动。影佐祯昭得知这些消息后，当即见汪。汪对影佐叙述他如何脱离重庆的经过，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将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他听到后来，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簿上。汪说完之后，影佐委曲陈词，说要纲是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他同意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备移居，但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行，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之后，汪在会上对众人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陶希圣当即问：“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周佛海立刻高叫起来：“希圣太刻薄了！你有成见！”又与梅思平同声说：“已走到这一步，还有哪条路走？”陶希圣晚年时对此回忆说：“这时，我已陷入极端痛苦的状况，写了一封信给驻美大使胡适，沉痛的诉说一念之差，想到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当时七十六号已有打死我、嫁祸重庆的阴谋。”在此大祸临头之际，陶希圣之妻万冰如在香港闻讯后，果敢地带着一群儿女来到上海，意欲拯救坠入火坑里的丈夫。及至在12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汪精卫认为众人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陈公博刚从香港来，听了大惑不解，私下问陶希圣。陶答曰：此话有何根据不得而知，但现在纵有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呢？陈公博顿感其中的不妙，声言：“我们非赶快离开不可！”是夕，忧心如焚的万冰如问陶希圣：“公博走，你为何不走？”“我在监视之下，走不了。”“你打算签字？”陶妻追问。“不签便死在这里！”“签字呢？”“签字比死还坏！”陶妻于是认定这非走不可了，且出语惊人：“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另有“若你签字，我就打死你”之说法，但在陶的文字中则未见此说，作者注）以上细节均见诸陶希圣晚年《八十自序》及访谈录，它真实地叙述了当时汪的组织内部之间的重大分歧与矛盾，以及陶本人在进退失据时万念俱灰的生死无奈之态。1940年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终于逃离上海，安全抵达香港，陶妻及子女则滞留上海以应付汪精卫与陈壁君。1月15日，惊魂甫定的陶希圣再次致函胡适，坦陈一年多来梦魇般的心路历程：“……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以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日中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此举震惊了海内外，这就是抗战初期让人悲欣交集的“高陶事件”。
八书生陶希圣终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不论其动机如何，多少是为国，多少是为己，“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他本人也绝然没有想到，置身激荡的乱流之中，竟亦做出如此“翻江倒海”的事情来。1940年6月起，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资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2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而高宗武其人则远没有这般幸运。高当时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七七事变时经由胡适推荐给蒋介石予以重用。此时惟有出走异国他乡，其后被驻美大使胡适所收留，多年未允返回。陶希圣虽然一时糊涂，死里逃生，甚至差点“终累大德”，但仍得到蒋的重用，成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谜，间或更有“汪蒋二人唱双簧”之说。其弟子何兹全当时在重庆问：此话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实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据此说出自己的看法：“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尽管如此，作为一介书生，陶希圣身上的弱点也显而易见，“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唐德刚因此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其实，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脱汪归来，蒋于他实有“不杀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从室第五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