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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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下文《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但是王图的吏部侍郎头衔没有给予他吏部内的实权。1611 年考核期间在孙丕扬手下实际负责的吏部侍郎
是萧雲举。不过王图接近孙丕扬，并被认为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两人都是陕西人，且被他们的敌人
叫做“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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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
这样大量的流血只能增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建立联系的工
作，通过一些非暴力的方法应当可以获得成功，耶稣会的会士们正朝这个方
向前进。自从方济各·沙勿略于1551年在上川岛死后，在1/4个世纪的时间
里，人数日渐增多的基督教徒鼓吹有力地打开中国对基督教的大门。1557
年，范礼安到达澳门时，给传教事业定了一个新方向。他作为东印度耶稣会
布道团的新视察员，制定了文化顺应的政策；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中
国化。范礼安自己从未涉足中国；他留在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地。但是他的
努力产生了效果。他的追随者罗明坚和利玛窦很起作用。从肇庆的小教堂（在
今高要，广州以西50英里）于1583年建立起，利玛窦终于设法到了两个直
隶地区，1595年到南京，1598年又到北京。在他1602年第二次到北京的时
候，他在那里永久地定居下来。这使他能够把他生命最后的繁忙的10年，致
力于在帝国朝廷的成员中宣讲基督教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他在北京的成功
使在其他城市的传教工作成为可能。
利玛窦赢得信任的才能是很出名的。他有无穷无尽的耐性和一种直接学
会关于中国的东西的才能，他是一个理想的使节。他不但被中国受过教育的
精英所接受，他实际上把他们吸引住了。尽管他获得了成功，他并没有消除
文化的壁垒。他只在上面开了一个孔，从孔中挤了进去。这个耶稣会神父自
己的日志透露，他没有把他的工作看成令人惊奇的成就，尽管他使一些人皈
依，其中有几个中国的显贵。利玛窦抱怨说，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寻求自身的
教化，而不是确定他们的信仰。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又沉迷于偶像崇拜和迷
信。这是不难理解的；他所描述的一分为二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反映，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官僚统治着无数农民，两个集团都不是深切地关
心一种外国宗教的争端和教义。在裁决者的作用因超越认识的原因而由国家
首领承担的时代，真主和耶和华是没有多少余地的。这样，中国并不需要打
一场宗教战争以解决争端。所有信条都由它们的相对价值来评价，但没有一
种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只留给对国家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在18
世纪终于使中国皇帝反对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是不足为怪的。
文化顺应的政策已经在教会内引起某些曲解。利玛窦的指定的继任者龙
华民，在这位能人1610年死后没有等待多久便表示了不同意见。1617年，
在万历皇帝 （他不是一个宗教上固执的人）的统治行将结束之前，在中国的
新教会遭到第一次迫害，虽然是一次轻微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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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三大征”是晚明史学家们编史工作的一种杜撰说法。没有什么历史上
的正当理由把在西南扑灭一个土著首领的战役、在西北镇压中国人…蒙古人兵
变的战役和在朝鲜半岛上和日本的战争，当作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事件而凑在
一起。这三次战役，规模和范围不同，它们的历史根源也无相似之处。这三
次战役也都不是像明代作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明显的胜利而结束。朝鲜战役
是一次奇怪的战争，双方都处理不好，发展成了僵局。丰臣秀吉的意外死亡
才导致了有利于明帝国的解决。举行了胜利庆典；战俘被献给皇帝，后来被
处死。①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一切差异，这三次战役传统上都被当作相互关联的
一组事件。明史学家谷应泰在他的条分缕析的明史中，用了连续三个部分来
记这三次战役；这些事件的当代人冯梦龙，在万历朝结束后不出10年内发表
的短篇小说集中，也在他的一个故事的引言中把这三次战役组合在一起。①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组合的含义。历史学家们试图夸大晚明帝国的军事
威力以颂扬一个衰落中的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赞许那样一种思想状态，即
使是以牺牲真实性作为代价。
西南的播州战役
防御杨应龙的战役可以被看作少数民族集团居住的西南地区中国化的一
个方面，这种中国化整个明代都在进行。杨本人以中国血统而为人所知，尽
管这实际上是说他出身于混血世家，他所控制的地区和时代是不合拍的。他
的最早的知名的祖先，一个唐代的将军，征服了9世纪叫做播州这个地区的
土著民族，能够把它当作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自主的国来控制，并在以后的
七个世纪中传给他的子孙。几个朝代兴起又衰落，而杨氏接受了不同形式的
分封和任命；但这个家族对于邻接湖广、四川和贵州三省多山地区 （这个区
域东西延伸200多英里，南北略短）的控制，在杨应龙死亡之前从未遭受一
个帝国政府的破坏。
在这个土著居民社会特有的一种分封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杨氏的封建
领主权力是通过七个有势力的家庭行使的，这七个家庭还组成了他的议事机
构。情况表明，这些附庸家庭在它们对中国人和对土著苗族的忠诚方面是有
分歧的。杨应尤以支持苗族的事业著名，在他叛乱期间土著居民终于团结起
来支持他的事业。
当时记载所描述的导致他叛乱的事件，似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据说杨
① 这个问题的经济含意不应被夸大。许多不赞成派遣中使的人利用了孟子的论点，国家决不应当与民争利，
这种考虑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他们反对开矿还出于风水的考虑。另一方面，强调东林党人代表商人利
益的现代学者们过分依靠1613 年亓诗教上呈的一份反东林的奏疏，转载于《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9691—9693 页。这份文件在揭暴“富商”出席东林会议时，决没有表明党人采取了一种亲商人的政纲。正
相反，富商是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社会分子一道列入名单的。上奏疏的人以这种方式通过坚持正统的儒家态
度为他自己在东林党人被认为优于他人的领域内博取声誉。
① 参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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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587年和其妻张氏离异，以他的田姓的妾取而代之。接着他杀了他的前
妻，她的亲属于是报告中国当局杨即将暴动。更可能的是，这一家庭纠纷打
破了部族结构内的力量平衡，而中国人决定干预，因为张姓和田姓都属杨氏
的附庸家庭，很可能导致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不能排除中国的税收作为叛
乱的一个原因。明的官员们曾通过杨应龙设法从苗的部落得到人力和物资，
主要是建造宫殿的木料。而且在杨“叛乱”的10年中，他两次主动地向明当
局投降。每一次他都被判处暂缓执行的死刑。第一次他要求以20000两银子
赎身；第二次判刑是以两倍于此数的罚款抵偿，再加上未说明数量的木材。
两次他都没有缴纳。朝鲜战争使政府十分忙碌，官员们因而不能加强他们对
他的压力。杨应龙一旦行动自由，他便对明军发动袭击和偷袭。可是他不敢
像他的同伴所建议的那样，发动大胆攻击以占领四川。
政府于1590年处理他的问题。除了1594年谈判时暂时中止外，杨应龙
的叛乱整个90年代都在继续。最后的解决发生在1600年。在朝鲜战争结束
之后，北京朝廷立即任命李化龙为总督，命令他镇压杨应龙。1599年晚期他
到达重庆。他非常详细地计划了第二年春天的攻势。针对杨应龙四、五万人
的兵力，他动员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部队远从陕西和浙江来到。朝鲜战役
的老兵，一小批从朝鲜来的日本人也被征召。大部分军队是从地方的辅助部
队和其他土著部族成员抽调的。部署了火器。每一支先头部队都由精锐部队
带领。地形事先进行了研究。总督本人在心理战方面是内行，他有效地利用
了告示和传单。
实际的战斗持续了104天。李上报说有22687名叛逆者被杀，1124名被
俘。这一比率表明了残暴的程度。杨应龙自杀，他的尸体被送往北京予以污
辱。随着杨氏氏族世袭的封建领主地位的消除，播州本地的酋长制被改成了
直接治理的两个府。
鄂尔多斯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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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举起他的旗帜之前，他可能已和鄂尔多斯蒙古人达成了更好的谅解。
有些记载表明，他是事件的受害者，后来被明的官员们挑选出来当作叛乱的
首领。
啺菔敲晒湃耍募彝ピて诜泄谋邸�1592年他以都指挥的身
份退职。他的军阶由他的儿子承袭，他的儿子用中国名子喅卸鳌０凑展呃�
这个家庭保有1000多“家丁”，也就是受他们的指挥官主人指挥，常常被他
雇用的经验丰富的战士。评论家曾经评论说，保留这样一支私人军队，和他
们父子都被卷入的这次兵变相比，很可能使他们更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因
为啺莺退亩颖话仓迷谡铰猿鞘心模呛筒菰系牡腥嗣晒攀琢烀恰�
的可能联系终于使中国当局感到忧虑。
1592年3月，一个中国军官刘东旸起来造反。他因欠薪而发怒，杀了这
个地区的巡抚。在暴动的过程中，刘和他的部下还迫使这个军事地区的总兵
官自杀。然后他宣布自己为总兵，让喅卸骱土硗庖桓鲋泄偃嗡淖蟆ⅰ�
右副职。啺菰谡庖涣┝κ录写永疵挥薪邮苋魏瓮废危蝗啡衔�
这次叛乱的幕后策划人。从一开始，负责西北边境的总督上呈皇帝的奏疏就
大事渲染啺莺退拥淖饔茫灾泄嗽钡淖饔们崦璧础Ｍü浯螳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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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希望使这一事件呈现出边境战争的特征，而不是由下
级指挥官管理不当而造成的一次内部的暴动。
下几个月正与日本侵略朝鲜的时间巧合，是朝廷非常焦急的一段时期。
叛乱者和政府军之间在宁夏周围的边境辅助哨所的较量加剧，叛乱者时时得
到草原蒙古骑兵队的帮助。防线以内的中国指挥官们在待命中，奉命对蒙古
人深入明疆袭击做好准备。从邻近地区调入了增援部队。注意了欠款问题，
户部从陕西、河南和四川运送银子给战斗人员发饷。但是鄂尔多斯大部队在
①
附近地区出现的传闻是不真实的。皇帝两次严责官员们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