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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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0000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两。
史可法和他的30000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50000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0000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③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 （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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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挥的。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世纪20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①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②
论并导致恶果。阮大铖终于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
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
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
① 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 关于张献忠在17 世纪40 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142—156 页；和李文治：
《晚明民变》＇334＇，第78—89 页。
① 左良玉传见 《明史》＇41＇，273，第6987—6998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1—762 页。
② 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6785—67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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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
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
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
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
没有逃走，1645年5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
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
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
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
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
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
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
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
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 （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
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
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
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
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
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
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
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
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
以及马士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