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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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批本《随园诗话》批语。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9页。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姚敬恒先生事略》。
代经营盐业和典当业，号称汪百万，同时藏书甚富，闻名浙西，四库进呈本中，有不少即为汪氏振绮堂所献④。程晋芳、江鹤亭、马曰璐等等，也一面经商，一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文坛名流。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雠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有术数，而忠信之说用之于货殖，则以为立穷”⑤。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可惜这样的材料比较稀少，也许它正好表明，日益壮大但仍旧处在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清代商人阶层还没有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现出来。
国内市场的发展国内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两大类型。农村市场是以集镇为活动场所的基层市场。至于城市市场，康熙时，刘献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①大城市是区域市场的中心。中小城市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镇相去不远，但它们作为地方市场的中心，介于农村基层市场和城市区域市场之间，是双方不可缺少的纽带。因此，从城乡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国内市场包括两大类型，而从市场的结构方面看，又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以农村集镇为活动中心的基层市场。集镇有固定市期，为了给购销双方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邻近集镇的市期又彼此错开。在这里，分散的农村集镇由于市场功能的一致而互相联络，就好像一个分布均匀的流通网络。
集镇作为农村市场的实体，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制约，因而农民根据各自的经营状况投入市场的商品也必然表现为几种不同的类别。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它主要指农民全部生产品中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②。
其次是农村多种经营直接向市场提供的农、副业产品。清代的商品性农业广泛采用多种经营，它主要指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这种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川、陕、楚毗连各县的山区农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④ 据《汪穰卿先生传记》卷1。
⑤ 《戴名世集》卷9《郑允惠墓志铭》。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② 乾隆《富平县志》卷2。
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另一方面，城市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今万源县）通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运发各地”①。城乡互为市场，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转运路线，分布在线路上的集镇就担负着装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务。最后还有农村经营专业化产品。一个地区，有较多的农户，专门（或主要）经营某一项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并把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场，是商品性农业向高层次发展的结果。这种经营方式和集镇的关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叶、烟草、水果、药材、鱼苗、猪、牛、丝、麻、花、布、粮食等等）为主要任务的专业性集镇。江西分宜盛产苧麻，“苧商云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②。宜黄棠阴，“人烟稠密，买卖亦繁，该处向出夏布，闽省贸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纷纷往来”③。上述集镇自身特点是和当地农村生产结构的特点相一致的。但还有另外一种专业性集镇，它们主要是在商品转运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河北地区棉花与棉布业发展迅速，大宗产品远销山西境内，而山西“高县镇，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滦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④。这一类集镇和所在地区的生产结构不发生直接关联，但是大宗产品的外销必须依靠流通路线的延长，所以从整体上看，两种专业性集镇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两省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农村多种经营和专业化水平很高。粗略言之，苏州、松江两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地，太仓、嘉定、上海三县，“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①。杭、嘉、湖三府是蚕茧丝绸的集中产地，而“吴兴桑田之多，与稻相半”②。上述地区，由于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不仅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手工业生产基地，集镇的市场功能和专业分工的特点显示得非常突出。华亭、嘉定两县，四乡农民恃花布为生计，著名的棉布业市镇有朱泾、枫泾、南翔、罗店、安亭、娄塘等处。上海所产，据当地人记载：“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亦不过廿三尺。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② 道光《分宜县志·物产》。
③ 钱宝琛：《存素堂集续编》卷4《复奏查明江西地方尚无烟贩折》。
④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① 张大纯：《姑熟采风类记》。
② 阮元：《揅经室四集》卷3《秋桑诗序》。
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③南浔是湖丝重要集散地，所以“南浔一村当一县，财货云屯商贾便”④。在秀水，“绸之类佳者曰濮院”，“布之类佳者曰陡门”⑤。而濮院于乾隆时号称日产万绸，“练丝熟净，组织亦工，是以濮院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⑥。它的商业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某些州县城市。
综上所述，农村市场是在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商品的不同类别，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体小农的剩余产品只能满足初级市场的需要，多种经营则为多数商业集镇创造了繁荣的条件，江浙地区的情况更充分表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愈高，集镇的市场规模就愈大。
第二，以中小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地方市场。
中小城市介于农村集镇和大城市之间，但一般讲来，它和集镇的关系更紧密。山西介休，嘉庆时，共有集镇七处：西关，每月四、八日为集期，每年二月初六至十五日，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为会期；张兰镇，每月单日为集期，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为会期；另外五个集镇有会期而无市期，但会期均彼此错开。其中，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丛集”，是“山右第一富庶之区”①。县境之内，“北乡芦苇，西南煤炭，辛武盐场，义棠铁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焉”②。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市场的流通网络是由中小城市和农村集镇两个部分结合而成的。
此外，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距离远近不等，当地生产水平有高有低，所以商业状况很不一律。无锡、芜湖、济宁各地，手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商品集散功能显著，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位置。另一些中小城市，因其分布在商品转运路线上，成为长途贩运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例如湖北云梦：“城中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闻之故老云，凡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运布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倏黑。故西商于云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借以有无相通。”③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主要依靠输出本地产品进入区域市场。这种情形，在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普遍。在北方，河北涿州盛产桃、梨，献县广植枣树，产品皆运销北京①。在西南，四川綦江的枳壳和桐油，首先集中于重庆，然后沿江而下，销售于③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④ 方文：《嵞山续集》卷2《南浔叹》。
⑤ 项映薇：《古禾杂识》卷2。
⑥ 雍正《浙江通志》卷102。
①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② 嘉庆《介休县志》卷4。
③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
①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初编》卷5《桃屯》；纪昀：《槐西杂记》卷3。汉口②。乾隆初，山东蚕种传入遵义，发展甚快，“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③。另如河南巩县，地处黄河与洛水之间，可种棉花，“巩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多则贸易他乡，少则自行纺织。”土产柿饼，亦“贩鬻通江淮”④。湖南宁远，“县在山乡，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产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资外来，境虽褊小，商贾颇多”⑤。它们和区域市场的中心城市距离较远，但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仍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同其他地区保持着一定的交往。
第三，以大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区域市场。
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的首都，达官贵戚丛集，人文荟萃，商旅络绎，市肆繁丽，从衣食诸物到古玩书画，“凡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⑥。巨大的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使北京商业形成独特风貌，并长期保持着茂盛的局面。天津乃畿南重镇，“水陆交会，又东邻大海，饶鱼盐之利，四方商贾往往占籍而居”⑦。“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⑧，京津两大城市，不仅与河北各州县，而且还通过海上和陆路，与山东以及东北各省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联系。
广州和佛山位于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佛山在明景泰时，有“户万余家”，康熙二十三年，便“楹逾十万”①。冶铁工业，技艺精湛，规模巨大，质量优良，铁锅、铁线等铁器产品，畅销中外，记载称其“冠履川楚”，“货贝华夷”②，“四方之贾，走赴如鹜”③。广州还是著名对外贸易商埠，国内的茶叶、丝绸、土布，国外的香料、毛织品，皆由此进出。这个地区商品生产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广货”驰名遐迩，而且“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与此同时，外省豪商大贾也来到广州，“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④② 道光《綦江县志》卷10。
③ 郑珍：《樗茧谱》。
④ 乾隆《巩县志》卷7。
⑤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⑥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⑦ 陈宏谋：《天津府志序》，见乾隆《天津县志》卷21。
⑧ 崔旭：《津门》，见同治《续天津县志》卷19。
① 《祖庙灵应祠碑记》，又《修灵应祠记》，均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