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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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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①1925 年10 月1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了一个《告农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421 页。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83 页。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363、364 页。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①。1926 年7 月12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②。1927年6 月14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③中国共产党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1926 年2 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①1926 年7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共产党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513 页。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 册,第15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第185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 册,第62 页。
  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②1926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按指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①从以上引证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1)中共认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因此应该重视军事工作。(2)中共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帮助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3)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中共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1925 年11 月28、29 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1926 年10 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10 月16 日孙部夏超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超。共产党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超被孙军击败而没发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 年2 月18 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19 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超过36 万人。2 月21 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发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 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1927 年3 月20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 月21 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0 万人。经过30 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② 同上书,第227、228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 册,第455 页。
  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共产党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①事隔多年之后,中共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共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①。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发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②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① 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向导》第193 期,1927 年版。①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苏南新华书店1949 年版,第146 页。① 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982 年版,第299页。
  ② 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982 年版,第431 页。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中共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1)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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