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抒情-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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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下库房学习注书、工作方法上的根本改变，对于一个学有成就的专家通人言来，我们不敢抱过大奢望，因为文献梳理工作有待于他们指导的还多。对于一个年青力壮的同学，理会得到必需通过这种调查研究、实践，才可望使工作得到应有的进展的，必乐意接受这个新任务。我相信经过一定时间，必然能够克服工作中不可免的困难，会取得十分满意的丰收！
（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8月6日
第一部分 从文遗作选第14节 附录：“杏犀”质疑
汝昌同志：
得拜读尊文，甚佩卓见。器举例实不胜举，因为随手可拾的“一箪食一瓢饮”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举尊以相属”例子即甚多（而且事实上有些古代陶器和铜器，且有可能就先是从瓜类容器得到启发作成的）。这类玩意儿实物也过手过，但和《红楼梦》所说却不相干。因为不外两种形制：一即原始如李铁拐所背的，二即单柄葫芦一打两开，旁镶银铜边缘，加薄银胎，柄部还加一环，适宜佩带随身取水饮酒的。椰子瓢也有此式。至于范成尊、卣、、爵形象，早也可能到宋《博古图》、《三礼图》刻印以后，但到今为止，并无实物可见。至于明清器，则故宫有现成物甚多，此外我也经手收买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你说的“杏犀”，在版本上我无知识，如果本来实作“杏”字，释为性蹊跷倒近理。而把两物暗指钗黛，我也有同感，并且曹雪芹写作这类文字，与其说是深刻讥讽，还不如说是一种幽默——讥讽中有幽默。近一点，可以说从《金瓶梅》西门庆款待番僧安排的菜蔬名目得到启示，远一点汉人的“子虚公”、“乌有先生”、“安期生”，即早开其端！但“杏犀”名目殊可疑。因为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如有这个抄本，恐不会早于曹雪芹时代太远。至于“”，若从谐声虚说，即不必追究它是高是矮。如从实说，大致还应是高足器。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至于其他如成窑杯、雕填漆盘，多是常见实物。但也有一点重要，即成窑杯在晚明即十分值钱，一对值百两银子。清康雍多仿作，玩瓷的多知识。妙玉因刘姥姥一用即听宝玉送人，这里可说附会为“假的珍贵古董”，也不妨说只是形容宝玉为媚妙玉而不在意挥霍为合，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沈从文
（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2日）
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15节 “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
“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沈从文遗作，写作年代不详。
史记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汉书王吉传序：“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这就是所谓“商山四皓”典故的由来。近二千年来注解学人，只有就四个人姓名或称绮里，或称绮里季，有些不同意见，其他却少异议。但近半世纪新出土两件文物，却把“商山四皓”叫作“南山四皓”。第一件是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得到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上面四方除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即流行的孝子传故事，还在一角绘上那四位高士，旁边却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四个字。这个竹筐的产生时代，大致当在西汉末东汉初年。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这个南字的写法，且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个式样。
我们可以怀疑这只是个孤证，以为汉代工人写字草率马虎，西汉草隶书“商”、“南”二字差别又甚小，兴致一来，也会把“口”作成一笔竖画便弄错了，不足为例。但是天下事无独有偶，近年在河南邓县出土一个南朝画相砖大墓里，我们又发现一些尺来大长方砖，其中一块上面浮雕人相旁边，又有一行四字题识：“南山四皓”。上一回漆筐上用的是草隶书，还可说容易混误，这一次却用的是楷书，大致不会错了。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可见用文物证史，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而且性质相当扎实可靠。
这里让我们联想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欢喜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我惭愧读书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相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
这个墓中发现的几十块尺来大方砖上的浮雕，搞艺术的多承认浮雕效果艺术水平相当高，可以代表这时期砖浮雕艺术成就。事实上如从搞文物角度注注眼，还可启发我们许多问题，丰富我们许多知识。在乐舞史上，则王子晋吹笙那个笙，式样和唐宋以后不同，和现代西南芦笙倒有些近。其次《隋音乐志》提到的文康伎，和诗歌中描写的文康舞形象，砖雕上有个典型的模样，也可说是唯一的形象反映。
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16节 说“熊经”
《庄子·刻意》中说道：
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其中“熊经”即是一种健身方法，郭庆藩《集释》引司马彪注云：“若熊之攀树而引气也”，而成玄英注亦云：“如熊攀树而自悬”，看来乃是模仿熊的动作而创造的类似今日体操的健身方式。
在《庄子》的时代，大约健身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导”，即“导气令和”，《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前者就是流转周身的气的运转，人以意念使“气”周行全身经络，以达到“吐故纳新”、强身健体的效果，并根据自己内部器官的具体情况，采取“吹”、“”、“呼”、“吸”各种不同的运气方式，就如《云笈七签》卷五十六所分别的那样，只不过《云笈七签》分得更细更繁琐些。另一类是“引”，即“引体令柔”，即包括“熊经”、“鸟伸”等各种形体锻炼在内的养生方法，正象《抱朴子·别旨》所说的“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大约这种方法最初是古人受动物运动启发而创造的，所以多以动物名命名，就象《抱朴子·对俗》所说：“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
西汉以来，有关卫生保健的方法曾有过不少论著，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共有四大类，一是“神仙”、二是“房中”、三是“医药”、四是“导引”，各有分别。但是，“神仙”之法多属迷信，又极靡费，普通人难以做到，只有帝胄贵室可以仿行，所以汉武帝刘彻才会上方士的大当，甚至还把一个公主嫁给了方士，并封为“文成将军”，筑百丈高台，用三百个八岁的童男童女，穿上锦绣衣服通宵歌舞，结果神仙不来，只好把这个骗子杀了。“房中”本是一种在性交中讲求节欲保精的方法，如天师道之“合气”，但这也往往只有帝王家有兴趣施行，因为只有帝胄贵室才养了无数嫔妃宫女，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了帝王纵欲之术，完全变了性质。“医药”当然对大多数人有用，但也有缺陷：一是名医秘方人所罕知，用的药也往往少数有钱人能办得起，尽管到唐代曾将孔思邈《千金方》刻石公开，宋代更将宫廷秘方全部公之于《圣济方》、《政和本草》，但无钱人仍未见得能照方抓药；二是即便照方抓药，仍是消极治病，不是事先预防。所以只有第四类“导引”是很积极的预防方式，而且“导引术”人人可以自学，“熊经”、“鸟伸”之类形体运动更是容易，就象小孩学体操一样。
旧时说“熊经”往往从《庄子》一下子说到华佗“五禽戏”，华佗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以求难老”，见于《三国志·华佗传》，但从《庄子》到华佗中间隔了数百年整整秦汉两代，“熊经”之类健身术难道在这数百年中竟湮没无闻，直至华佗才重新发掘吗？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我们图二马王堆出土帛书《导引图》第四十九式“熊经”（摹本）以出土文物资料为主，参以文献记载，重新考证汉代“熊经”的流传，以补足这一段历史的空缺，并以实物图片来形象化地说明“熊经”，以弥补文字资料无法详细表述的缺陷。当然，在出土文物中，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导引图》当然是考证“熊经”的最重要资料，其中第四十一图正是“熊经”（图二）！不过，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在西汉初年，比它稍晚的《淮南子·精神》中仍有“熊经、鸟伸、凫浴、、鸱视、虎顾”的记载，那么《导引图》能够继承战国以来的导引套路就很自然了。问题是，在此之图三（1—6）西汉银错管状车器上的熊经图案，河北保定1964年出土（摹本）后，“熊经”是不是仍然一直没有失传？在文物资料中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庄子》到华佗是一脉相传？我们考证的结论是肯定的。
图三就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西汉银错管状车器上的六个“熊经”图形。第一个有如熊攀树刚刚起步，前肢如抱树干，后肢一足在地，一足抬起；第二个则后肢作弓箭步，前肢一伸向前，掌心向外，掌尖向上，一在身后，曲肘向上，这与今日各种武术的一个常见动作十分相似，而汉代各种文物中也常见熊的这一类似形象，如西汉朱绘漆盘中之能（图四）、洛阳西汉空心砖墓彩绘门上部之熊（图五）、东汉图四西汉朱绘漆盘（摹本）
错银车轴中之熊（图六）等；第三个则后肢交错而立，前肢一在身后，一曲在身前；第四个图五西汉洛阳空心砖墓彩绘门上的熊经图案（摹本）
图六东汉错银车轴上的“熊经”图案（摹本）
则作跨步，后肢一曲一直，分在两侧，前肢左曲右直，左肢曲肘向下，右肢直而向侧上，西汉青铜酒樽（图七），洛阳空心砖墓彩绘（图八）中所见之熊亦有相似姿式；第五个则后肢一足在地，一足抬起，前肢右曲左直，若右肢图七西汉青铜酒樽上的图案（摹本）
图八西汉洛阳空心砖墓彩绘（摹本）
图九山西右玉西汉墓出土之青铜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