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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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怡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不是做“秀”又是什么呢？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一九八Ｏ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我们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一九五Ｏ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都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最后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
第四节 扶不起的蒋三世
蒋介石实际上只有一个儿子经国，毛福梅所出，蒋纬国是抱来的。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替他生了一女三子。女儿蒋孝章嫁给俞大维的长子，中德混血儿俞扬和，蒋经国起初很不高兴，嫌俞扬和年纪太大又结过婚，但结果倒满好，守分守己，这个中、德、俄三国混血家庭，住在美国，完全脱离是非圈之外。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为蒋氏王朝第三代的希望所寄，麻烦就不少。蒋经国在赣南与情妇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因章女坚持要名分，被特务奉命害死后，冠以母姓，一直没有归宗，反而在朝代终结之后，还能维持一官半职。
蒋介石初对长孙孝文，寄以厚望，内定接班人也。从蒋介石送他进军校并大肆宣传起，布局已天下皆知。不料此子是花花太岁，学书不成，去而学剑；学剑不成，去而镀金；镀金不成，去而从政；从政尚待有成，却酒色戕身以遗传而来的糖尿病迸发以废以死。其间拜现代医药与皇家病房之助，荣总高卧达十八年之久。蒋孝文的自暴自弃，乃蒋家的最大恨事，否则在年龄上，孝文接经国之棒，犹可如经国接介石之棒也。
孝文病废之后，剩下小十岁的孝武，以及年纪更轻的孝勇。两个小兄弟长大成人后，分别从政从商。幼弟孝勇插手党营事业，大做生意、大赚其钱。年方三十五岁就当上了全岛最大企业之一的中兴电子公司的头头，大肆包揽工程。诸如包揽了桃园国际机场的工程以及摩托车正字号安全帽等大生意。反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由我独沾。孝武从政，则势所必然，朝代需要接班，别无选择也。
当蒋经国登基正式成为“总统”之后，孝武的太子架势益为明显。刻意培养的最佳例证莫过于阳明山上办了三期训练班，蒋孝武于第三期毕业后就此结束，其中人马包括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连战、“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外交部长”的钱复、国民党秘书长和“省主席”的宋楚瑜等等，这些号称“山胞”的“青年才俊”，名义上与蒋孝武结成“同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太子党，想上比李世民的十八学士。结果蒋家的十八学士一一出线，封官受禄，而蒋家的二太子却功亏一篑，没能出得来当上唐太宗。
蒋孝武固然绝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国人从旁观察，就看出这个洋名叫艾里克斯蒋（Ａｌｅｘ Ｃｈｉａｎｇ）的中俄混血儿，情绪极不稳定，酒鬼兼烟枪，又好声色与喜交黑道朋友（见Ｋａｐｌａｎ， 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３０５，３６２），显然是品学兼“劣”。时代毕竟不同了，蒋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总不好意思像旧时代皇太子那样明目张胆。所以不能明来，只有暗搞。很自然的以中广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从逐步掌握特务，参与党务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当时的党营广播事业与情报组织原有密切的关系。
蒋经国当上总统，党政军特更是一把抓，军特部分的第二号人物王升，亦因而气焰强盛，组织“心卢”等等小团体，使特务大大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提道：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页三六二至三六三）
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ＣＩＡ）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３６２）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嫁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国共斗争的见闻》，页一五三）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 ４４６—４４８），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个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政府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普兰（Ｄａｖｉｄ Ｅ．Ｋａｐｌａｎ）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 （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ｏliｔｉｃｓ，Ｍｕｒｄ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ｏｎ）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作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Ｎｏｒｍａｎ Ｍｉｍｅｔａ）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４４２）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