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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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Ｐ．９３）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Ｄｏｄｄｓ）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ｌ９３７），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Ｇｒｅｗ）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１９３１—１９４１， Ｖot．１．Ｐ．４３５）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Ｆｏｘ，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２３３）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 （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Ｏｓｋａｒ Ｔｒａｕｔｍａnｎ）：“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１：Ｐ，７４２，７４３，参阅Ｐ．７４８）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Ｇｅｒｍ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８）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Ｅｘｈ．３２６０）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２）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Ｄｅｒｋｓｅｎ致德国外交部，载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tiｃｙ，１：Ｐ．７６９—７７０）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Ｈｅｒｂｅｒｔ ｖｏｎ Ｄｅｒｋｓｅｎ）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页七七三）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前引书，页七七四）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Ｂａｒｏ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ｒａｔｈ）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７８７—７８９）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页七九九），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８０４）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页八一一）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