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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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绝望。翌年初，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中共驻京、沪、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完全决裂。
决裂之初，蒋介石满怀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视为共产党或共党同路人而铲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显示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特务郑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党政小组会议上宣称：“共党战斗力甚差，组织力亦不如前。共军向我投诚者日众，共党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五二，另参阅页五七九、六二三）事实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决裂前的谈谈打打，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似乎证实共军的确“不堪一击”。据此，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甚至积极求战！
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增加军人待遇，以鼓舞士气，很想打几个大胜仗，乃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见蒋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订本），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到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发布对中共讨伐令，其实在战略上已自“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矣。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重点有二：山东（军事重点）与陕北 （政治重点）。在陕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三月十三日分兵两路进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国民党声称击溃共军十万，但美方情报显示，共军早已撤离。（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７９—１８０）蒋驰电胡宗南庆贺，有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但毛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胡宗南追击不到，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收复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庆祝胜利，报章腾传，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以收宣传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拆穿，占据土地而不能歼敌主力，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在山东，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强势进攻，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未能得逞。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精良的整编七十四师，并在五月十四日歼之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阵亡。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为最精锐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毁于一旦，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见《陈毅诗词选集》，页一二八）足令蒋介石震惊。
震惊之余，得了些什么教训呢？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三十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致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但因为一时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作为殷鉴的。
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一时的疏忽”，被若干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惨败，根本是自欺欺人，没有常识的话，绝不可信。身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出，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凉季节，陈氏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马上前线督战时，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一直到全军覆灭，张灵甫既未离开部队，蒋亦未来视察，所谓“当面警告”，实系子虚。陈氏怀疑“蒋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关于俘虏，当时国民党并无统一规定，故任由部队处理。至于蒋“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陈在军中全无所闻，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意外。他怀疑是“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三集》，页二八二至二八六）这种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
蒋介石在上述演讲后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属无容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毛泽东、陈毅信任之下，挥洒自如的杰出表现，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毫不畏惧，断然迎战，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出敌不意，赢得奇袭的效果，并诱引七十四师进入预设的“铁栅”，然后两翼向前伸张，渐成合围之势。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粟裕又用两个纵队纵深猛插，抢占制高点，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在此展现出虎将的勇猛，勇能克险，达到切断敌军的精彩任务。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入“铁栅”的危险时，准备收缩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口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于一日之内，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堵住敌军后退之路，七十四师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谓高手下棋，棋先一着，出敌不意。当美械七十四师被逼上山，重武器皆弃置于山下，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蒋介石说：“友军不能及时赴援”，应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反败为胜。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强的毅力。顾祝同的六十五师、十一军、第七军、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不能赴援。另外国民党八十三、二十五两师虽逼近包围圈、虽孟良崮在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坚强防线。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路，最后粮尽弹绝，粟裕下令总攻，集中炮火猛轰，当日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体投降。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恶战，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勇而有谋，迭著先机。蒋介石看不到这些，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语见蒋介石《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咸仁通告国军官兵》）。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开追悼大会等等。其实败军之将，何当此荣？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春被俘后说，张灵甫打电报给蒋，说是集体自杀，其实是被击毙的。（见辛子陵《毛泽东全传》中册，页九十九）
蒋介石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损兵折将，虽于六七月间再度 发动胶东攻势，仍无多进展，没有警觉到“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装备的精锐师打得大败亏输，意味着什么？反而于六月二十五日命高等法院下达通缉令，通缉毛泽东，以自壮声势，有点儿像夜行吹口哨。蒋介石重点进攻失败之余，被压缩于铁路据点与大城市，而毛泽东则由内线转入外线，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展现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于同年七月五日发布“剿共戡乱令”更加显得色厉内荏。事实上，一九四七年的后半年，毛泽东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至此不是国民党“剿共”，已是共产党“剿国”了。蒋介石归罪于“友军不能及时赴援”等战术上的错失，浑然不知在战略已犯了根本的错误，他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