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要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魄——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粹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页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一九三七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团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棋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