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张抗抗 作者:张抗抗-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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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昏天黑地地走出来，真想大哭一场。
又发工资了，许多人到找这里来办理汇款。老司头也来了。他交给我包好的二十块钱。在屋角磨蹭了一会，低声问道：
“没有我的信吗？”
我不忍心看他，那眼睛里没有一点儿活气，好像从坟墓里出来。
“问什么，有了我会给你的！”我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
我选择了四个“二劳改”的汇款单扣下了，凑足了六十块钱赔给“狮子头”。这个月我非但没能把上次老司头的二十块钱补上，反而又挪用了他的二十块钱。我为什么偏偏要扣他的？大概因为只有他，连收据也不曾向我要过吧……
最后一只大雁飞走了，空旷的田野里已下了一层薄薄的小雪，照例的北风又开始刮起来了。
这天，我从邮政支局驮了一大捆《红旗》杂志回来，天傍黑了，心一急，在转弯的大道上。险些撞到道边一棵枯树上去。然而那棵“树”忽然活了，用凄凉的声音说起话来。我心里有些发毛，跳下车定睛一看，却是老司头子。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寒风里，看起来已在这里等了好久了。
“我儿子，没有信来吗？”
那声音是凄切悲凉的，犹如一只受了伤的老狼在呻吟。他不是问“有信吗？”而是问“没有信来吗？”大概希望用最坏的打算来换取意外的欢乐。
“没，没有，没有……”我的声音也突然颤抖起来。
“该来信了……总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跟在我的后面走着、嘀咕着，那枯树一样的身影，好像风一吹就会折断。我飞快地蹬车，躲进黑暗中去了。
四
眼看又快到春节了，我开始积极准备回家探亲。
我第四次心安理得地动用老司头的汇款，补齐了我的差额。
“狮子头”也在准备回家。他最近也不走运，听说输了百把块钱，卖掉了几件衣服，还管我借过一回钱，我没干。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当我是傻瓜？‘二劳改’的钱包都捏在你手心里……”
“你胡说！”我咆哮起来。
我恨透了“狮子头”，也恨我表妹，更恨我自己。
这天我早早就去邮局取信了，我在火炉边分发着信件；这是我的习惯，分完了回去省事。忽然，一只揉得很皱的信封上，几个字闪入我的眼帘：“司徒恭父亲收。”
信封已经破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薄薄的信纸。
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撩拨着我的心，使我坐立不安。我偷眼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人注意，便伸出手指，用小时候做弹弓的灵巧劲，轻轻把信封勾开了。
叫人毛骨悚然
下面是我看到的原文：
爸爸：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到您的信了，也没有收到您寄来的钱。我到葵山邮局中去查过，他们都说没有。我担心您是不是生病了。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世上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我们队上的劳动还是很重，春天遭了灾，现在只能吃番薯、南瓜。我的腿上生了一个疔，没有钱买药。也没有钱买油，锅都生锈了……
爸爸，您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将功赎罪。您什么时候能回来探亲呢？我已经忘了您是什么样子了……
字迹模糊了，看不清了。我这是怎么了？鼻子酸酸的，眼睛热辣辣的难受，头也晕起来了。趁人不注意，我夹着邮袋溜出了屋子。
旷野上的空气，清新而洁静。无边无际的雪原，像一块巨大的白布，把一切肮脏与丑恶都罩在它的底下。世界上的是非你说得清吗？那喜鹊叫得多好听。乌鸦令人讨厌还不就因为它一身黑；其实它却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儿。不管老司头过去有多少罪，但他改造了这么多年，早就刑满释放了。他总是个人，是个有儿子的父亲。即使他不配享受有儿子的幸福，他儿子总该享有有父亲的温暖吧。
我却干了些什么呢？我能忘记自己耙地垄沟的滋味吗？而他的儿子，是同我一样的知识青年……小时候学过一个词儿，叫做“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多年不见提起，莫非也被专政了吗？
八里地不知怎么骑到了头。我浑身冒汗，扔下邮袋重又蹬上车，顶风赶了十八里路到镇上。
回来的时候，我腕上的手表没有了，换成了九十元的票子。
第二天我便将八十元钱汇往广东乡下。
吃过晚饭，我从铺底下抽出十元钱，是这个月工资里的烟酒钱，加上那卖表剩下的十元，捏在手心里，然后把“狮子头”从宿舍里叫出来。
“跟我走一趟。”我头一回命令他。
“去哪？”他对这种神秘的行动最来劲。
“菜窖！”
连队今年新盖了砖窖。老司头就住在窖里烧炉子。我叫上“狮子头”，自然有道理，要让他亲眼看见我把二十块钱还给老司头。
月亮出来了，雪原一片惨白。风好像把一切都吹灭了，连人们心头残存的热气。
厚厚的白雪几乎封住了菜窖小小的木门，敲了半天，老司头才来开。他看见我们两个，竟好像有些害怕起来，倒好像我们是来同他要债似的。他放下手里正编的柳条筐，从角落里拿了几个土豆要烤给我们吃。“狮子头”抓了几根胡萝卜嚼起来，有点儿不耐烦。
多么宁静的菜窖呵，弥散着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北方的冬天，只有在这里才能看见绿色。可这惟一的绿色，属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
老司头坐在我对面的一块木头上，第一次敢面对面地瞅着我。他看得那么入神、专注，简直叫我不好意思起来。
“我儿子，一定也像你这么大了……他说起话来，也像你这么爱吸鼻子……”他那浑浊的眼角上，涌出了亮晶晶的泪，迷迷糊糊，喃喃自语。
我忽然想到，难道这就是他肯借钱给我的原因么？快一年了，他并没有让我为他做过任何一点儿细小的事作为回报。难道这仅仅只因为他，可怜一个同他儿子一样单身在外的青年么？……
“还没有信来？”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在路上。信，在路上走着……”我说着，噎住了。
“在路上？”他重复了一句。他相信了，不肯再问，怕又打破这种希望。这时他枯瘦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干瘪瘪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缺了的门牙——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如果这能算作笑的话。
我站起来，脸在发烧，我什么话也没说，把攥在手里的二十块钱，轻轻放在老司头枯干的手掌上。
他抽搐了一下，把头深深地垂下去了。他紧抓着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炕梢去，从墙根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来，小心翼冀地把钱放了进去。
“这回路费差不多了，我想回广东去，看看孩子……总得回去看看才好……唉，年轻错一时，后悔一辈子哟……”他像是对自己说。
我偶尔一回头，吓了一跳——“狮子头”正眼巴巴地盯着老司头手里的那只铁盒子，嘴都张大了。那眼睛里流露着贪婪、凶残的光，叫人毛骨悚然。
罂粟也可作药
菜窖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听得见老司头的咳嗽声。月光照着这白色的高坡，活像一片墓地。不过老司头将从这里走出去了，去同他的儿子团聚。那是炎热的南方，没有冰雪也没有风霜。
“狮子头”突然问：
“你说，他这样的人死了，是不是同死一条狗差不多？”
我没有回答他。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听大伙吵吵巴火说菜窖里死了一个人，没人再敢去拿菜了。我的心像被重重地击了一下，腿也软软的，赶紧打听死者是谁；虽然我已想到了他。
“还有谁？老死（司）头子呗。都快归天的人了，还攒哪门子钱？叫人给抢了，定是不肯松手，才被打死的……”
人们议论着，毫无顾忌地谈笑着，表示自己的愤怒。没有人同情他，真的，干吗要同情他呢……
只有我心里明白，我归还给他的那笔小小的款子，使得他付出了一条命的代价。凶手是我带去的，可是我能对谁来讲出这一切呢？我能证明自己无罪吗？
我回家探亲去了。在家一呆就是半年。第二年夏天，拿着姨父给我弄好的返城证明，去农场办户口。在镇上正好碰到了游斗抢劫杀人犯“狮子头”的刑车。“狮子头”一点儿没见瘦，他的目光无意同我相遇，慢慢把脸转过去了。然而他的表情仍是满不在乎。那空漠而抱屈的神情像是在问：“打死一个‘二劳改’，也算犯法？”
我办完关系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曾一个人悄悄到土坡上去了一次。我想到老司头的坟地去看看。可是哪像个坟？一个长起了青草的新土堆前面，连个木牌也没有。几只老鸹在松林上盘旋，凄厉地叫着，好像忠实地在为死者唱着哀歌。只有那漫坡如雪的白罂粟洁白纷繁一片，水一般柔顺的花瓣，在荒野上无声地摇曳……
我自幼听人们说，罂粟是毒品；他们却不知，如用得适量，罂粟也可作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洁白的罂粟花，白得叫人心碎。我久久望着它们，默默无言，心里好似有一点儿什么在渐渐苏醒起来。
鸡 鸣
城市明文规定不许养鸡，然而D的邻居，同住大院的K局长家，新近却偏偏养了一只小母鸡。这只母鸡乖张怪戾，身子小小，蛋却下得又大又勤；可它每次下完蛋却并不咯嗒咯嗒叫唤，而是一声不吭。索性不吭倒也罢了，偏偏它下蛋不叫却清早叫，每天天不亮时，它就像只大公鸡似的，支起脖子，面红耳赤地啼个不停。亢奋刺耳的声音磨擦着全院人的神经。而偏偏那只临时鸡笼就紧挨着D的窗户，它声嘶力竭地啼鸣时，好似就在D的枕边，对准他的耳膜活活地将他震醒，以后每隔十几分钟一次，将他从清晨的梦中猛然拽出，使他再也不能安睡。如此几天下来，D的形容憔悴，眼里布满血丝。
D在报社当记者，就靠夜深人静时写稿，靠后半夜与早晨那一觉补气活命。自从K局长的母鸡到来，无所顾忌地取缔了他惟一的安宁与清静。他不由感到了一种安全的失落，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而导致他终日昏沉烦躁的竟然只是一只母鸡，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每当他听到那只貌似母鸡的畜牲在他窗下发出公鸡似的吼叫时，他总是毛骨悚然。
起初他以为这只鸡大概是因为K家过节食物太多吃不了而暂且养几天就会宰掉，不料一等十天过去，毫无动静。家人议论，听K家保姆说，这只鸡是别人送的礼物，刚送到家就下了一只蛋，其大无比，净重2两，以后每日一枚，所以K夫人实在舍不得宰杀。至于啼叫嘛，K局长夫人认为，都是老街坊，包涵包涵也就是了，何况早睡早起利于延年益寿，也是为大家着想……
D在极度愤怒之中便想到了去控告K局长养鸡明知故犯违反公德侵害他人利益。白纸铺开后冷静一想，就算告了这只母鸡，令它命归黄泉，日后与K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怎么相处？自己家里有个急事，还好意思让K局长家代传个电话什么的？万一今后有什么难处需求K局长帮忙，岂不是全完？何况这小院子“文革”前全是K局长一家人独住，如今分给他们几家平头百姓一间厢房，也该知足。一场官司打下来多年积攒的交情岂不全前功尽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