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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黄孝阳中短篇小说下-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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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的我对世事已有初步认识。我很奇怪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仇恨。仇恨这么大,还要把我制造出来,你日日打,我夜夜骂,搞啥子名堂?以为我是打不坏的沙包啊。
  幸好这种情况在母亲嫁了继父后得到改善,我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改为李国安——继父仍然姓李,是货车司机,一个膀阔腰圆外貌粗鲁内心精明的家伙。他与我母亲恩恩爱爱过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们在同一年相继告别人世。我在母亲的箱子底发现一个用绸缎布包裹的匣子。里面有五本日记。是母亲的手迹,字迹娟秀,还算新鲜。应该是母亲在年老后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母亲的秘密。我的亲生父亲并非是被国家镇压的,是母亲在他酒醉后,把他推出窗户。母亲骗了我四十年。但我原谅她。我亲生父亲不仅打我,更以殴打我母亲为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母亲已经用这样隐晦曲折的方式向我坦白了她的苦痛。
  母亲出身贫民,吃得是腌菜萝卜,长得却好,眉清目秀五官端庄这些平庸的形容词就不拿出来丢人现眼,反正我父亲,那位见惯美女的公子哥儿立刻爱上她。我母亲大义凛然地拒绝。姑娘们爱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经过铁与火考验的军人。母亲其时在与一位退伍军人谈恋爱,每天从厂里下班后,与那位英俊的他各自走在马路两端,心里充满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又怎么可能被这些没品味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父亲不死心,整日跟在母亲身后,终于等来机会。有一天雨后黄昏,母亲撑着伞去外面散步,很不合时宜地搞了一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结果搞出祸事。在过一座偏僻的桥时,被一个小流氓拦住调戏。母亲在激烈的反抗中把小流氓搡下桥。大水淹没了那个人渣。母亲惊慌地喊叫,最终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跟在后面的父亲看到这一幕,情不自禁地笑出声,从此,他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走入母亲的生活。因为父亲的要胁,母亲不得不忍辱屈从,与最可爱的人分了手。母亲写到这里的笔迹发了抖,纸上还洇有一滩滩泪痕。日记里夹有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母亲美得像丝绸一样。
  
  一个得意猖狂的精子与一个郁闷悲伤的卵子结合了。我来到人世。母亲当然不会给我好脸色。我没喝过母亲一口奶,搞得成年后的我一见到稀饭潜意识里就反胃。那是什么样的稀饭啊!不要说插一根筷子不倒,拿来当镜子也嫌光亮。
  五岁的我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这个不欢迎我的世界里,体重不比一只猫重多少。因为捡到一粒糖,两眼发光,急不可待地把它塞入嗓子眼,结果哽住了,两眼翻了白。母亲看了我一眼,当没看见,径直进屋。喝得醉熏熏的父亲跟进门,大怒,拽住母亲的头发,提起膝盖猛撞。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还打得欢。我把手指伸入嘴里胡乱地抠,哪抠得出来?手指太短了。我只好摸起地上的一根细树叉,往喉咙里戳。老天垂怜。那粒糖竟然被我这样撬出嘴。我吐出满口的血。被父亲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飞来一脚,说我这个畜生,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丢人现眼?
  母亲嚎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心里被猫抓了一样难受。我又怎么能理解他们的恩恩怨怨?我离家出走了。其实也谈不上离家出走,不过是想找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我去了汽车站,在长条椅上睡了一晚,等天色蒙蒙亮,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女人问我爸妈在哪。我说他们在家里打架。几个大人就嗤嗤发笑。好像我说的是笑话。一个王八蛋甚至还插上一句,“是不是你妈在下面,你爸在上面?”我能听懂这句话,扑过去,试图从王八蛋手臂上咬下一块肉,女人拦住我,把我送回家。
  她是一个好人。可好人没好报。这怨我。我不该再去找她。我知道她是县医院的医生,就找到她的集体宿舍,没事坐在门口用苍蝇喂蚂蚁,或者用瓦片画各种图案。我挺喜欢她。她屋里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大的地图。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移动。我跟着她的指头在中国旅游。
  南方春日的天空飘着吴侬软语,戴斗笠的农人牵着牛赤足行走在田埂上,银子一样闪闪发光的河流在碧绿的田野上打出一个个蝴蝶结。林子里盛满鸟叫。鸟叫声让最急躁的人也心平气和。东方夏日的大海澄清剔透,海面上飘满肥美透明的海蜇,大大小小的黄鱼在水底悠然来往,岩石罅隙里的螃蟹挥舞大钳。有福气的人能看见海天一线间的海市蜃楼,那是天上的街市,那里生活的人们没有烦恼。西方秋日的山峰比天空还要高,山巅终年积雪,连鹰隼的翅膀也没法抵达。有的山不停地吐出浓烟与岩浆,那是唐僧取经时路过的火焰山。沙漠里没有一丁点绿色,但那里出产最耐得苦寒的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们扬鬃奋蹄,一只只跳上青烟,奔入太阳里面。北方冬日的雪花比席子还要大。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在冰上凿一个洞,鱼会从洞里一只只跃出来。河边的树上挂满冰霜。幸福的人们在屋里交谈着来年的春暖花开。
  她让我对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充满好奇。
  我去她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不怕父母亲的打骂。我不想回家。她那间小小的十余平方米的房子是我的天堂。母亲找来了,在医院门口破口大骂,言词很有点不堪,还动手扯落她几绺头发。我很伤心,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她不是希望我早死吗?为何还要管我?也许我只是一件归母亲所有的东西吧。自己的东西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哪怕砸烂了,也没关系,但让别人拿走了,就不对,得弄回来——我是这样理解的。
  女人成了单位上许多人谈论的焦点。有一天,女人吃药死掉了。我想了很久很久,在妈妈做的稀粥里拌入了一袋老鼠药。
  我真失败。当我掌心捏出汗时,一只该死的猫跑过来,打翻桌上的碗,舔了几口粥,伸直腿,身子比铁都硬了。父亲瞟了母亲一眼,变了脸色;母亲瞄了父亲一眼,眉毛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没打架。这让习惯在他们摔锅砸盆声中睡去的我失眠了。我非常沮丧,听见父亲在屋子里长吁短叹,母亲坐在门外的矮凳上痴痴呆呆。月光照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迸出一道道惨白的光线。父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棍子,母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匕首。棍子打在母亲身上,匕首插入父亲的胸膛。几天后,父亲死了。又过了半年,母亲改嫁了。
  
  我五年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年,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有多饿呢?反正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能毫不犹豫地把它拈入嘴。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到处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狂,抓起地上的瓦片,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被撑死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老有小孩子失踪,说是被大人吃了。据说有户村庄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逮到县里。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附近有许多“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要被拍走。我不大信人吃人这种事。老虎都不会咬死去的同伴,人哪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并未亲眼见到过死人。所以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连青蛙、鱼都少见,更别说野果。真饿啊。所有的人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就感觉自己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了霉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父亲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那时的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继父就像一头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大的黑色毛发。我试图捂住耳朵。这种声音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我愤怒了,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既往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好像是在发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青蛙复活了?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用它来补充卡路里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继父的形象因此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高大无大。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
  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来,肚子也不饿了。不过,令我气愤的是,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但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有得必有失,摸着红肿的屁股,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里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
  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偷偷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
  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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