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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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飧谄健！笔氖来锢道锾钙鹉且欢问虑椋灿型目捶āＫ诨卮鸱ü钦叨岬拢≒ierre…Antoine Donnet）的采访时说：“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
第四章 主权与实力
中国和西藏以东方式关系交往了上千年，虽说也有交恶之时，总体来讲是和谐的。直到双方开始接受近代国际社会的主权观念，需要把原来的东方式关系按照新标准重新定位和梳理，这时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名义与实质就必须统一，再不能像原来那样分离。这是两种不同系统所进行的转换，首当其冲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完成转换，如何才能把原来模糊的东方式关系转变成清晰的主权关系呢？既然过去的东方式关系是模糊的，就决定了不可能以西方式的清晰将其争辩明白。事实上，双方虽然一直按照新的主权体系寻找各自的依据，却只能是越争越糊涂。在我看，从东方式关系转换到西方式关系，在这样完全不同质的两个系统之间实现转换，是不能按照后者的标准去评价前者的，尤其是不能按照后者的标准重新安排前者已经形成的关系。现实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对旧系统和从旧系统向新系统转换过程中的是非“既往不咎”。这种结论似乎缺乏道德基础，既成事实大部分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认同这种既成事实似乎是赞成“以大欺小”。不过我认为这实在是别无选择。实力并非仅是从东方体系向现代主权体系转换的现实依据，其实也是主权体系自身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威慑、谈判、影响力、均衡、妥协等关键因素，实力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连西方世界的领头国──美国的诞生，也是实力的结果。不是吗，垫在美国立国基础下的，是道德更多，还是印第安人的尸骨更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分不出足够实力西顾，又受西方制约，西藏因此才可能保持四十年独立。等到中共夺取了政权，大陆统一，没有大敌，国际关系上不再受西方制约，而结盟的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西藏的行动 。两个妨碍中国把西藏纳入主权控制的因素都不复存在，这时，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就一定会重返西藏。
1、不成对手的较量
我在青海果洛旅行的时候，听当地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共军队准备进驻果洛地区时，先派人与果洛大头人进行接触。果洛部落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男人经常从事劫掠作为谋生手段。据说果洛大头人当时可以调动八千男人参加战斗。在接待中共军代表时，大头人集中了他的上千战士在周围挥枪舞刀，列队奔马，尽情炫耀。随后他以得意口吻向中共代表扎西旺徐（也是藏人，后任中共政权的青海省副省长）提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大还是果洛大？”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在准备去见英国的印度总督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总督会讲藏话吗？” 这种故事多少令人联想起“井底之蛙”的寓言。1949年9月3日，中共针对西藏政府7月份的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面对正在势如破竹占领整个中国的中共，西藏政府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被认为“天真得出奇”的信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要求中共不得进入西藏，并且还对历史上已经划归了中国内地省份的领土管辖权提出要求 。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即使是中共高层，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内战取得全局胜利之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直到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新调整战区，西藏才划归当时由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但是，因为中共占领中国的战争是由北向南推进，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的作战任务还很重，而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战事基本结束，所以中共中央曾设想先由西北军区（以一野为主）负责“解放”西藏，而后再由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1949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发出准备进藏的电报。电文如下：
德怀同志并告贺习刘 ：（一）复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彭德怀不愿意为将来要交给别人管辖的地盘去打仗，尤其西藏是那么一个艰苦、陌生且巨大的地方。当时中共几乎无人了解西藏，彭德怀为找理由推掉进军西藏的任务，派当时任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的范明率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才在1949年12月30日给毛泽东复电，强调从西北进军西藏道路艰难，每年只有四个月可以通行，部队入藏准备工作需要两年等。彭德怀对西北进藏的困难颇有夸张。倒不一定是故意谎报。我对此有经验，在西藏问路，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你渲染甚至夸张艰难和危险。中共首脑谁也不了解西藏真实情况，对彭德怀的报告无从反驳，但是毛泽东担心夜长梦多，肯定不会愿意两年之后再进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看了彭德怀的电报后，便决定把进军西藏任务派给西南军区。至少他知道，历史上驻藏大臣都从四川进藏，那里的路必然是通的。1950年1月2日，毛从莫斯科发回电报，改派西南军区出兵西藏 。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共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立刻轰轰烈烈地展开。被派进藏的部队是“二野”（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当时中共的解放军已是大兵团体制。十八军有三万余兵力；为了保证进军西藏，又成立了后方支援司令部，包括八个工兵团、一个重型机械营、两个马车团、两个驮骡团、四个汽车团，还有兵站、仓库、医院、通信分队和空运大队等近两万人；又动员了近两万士兵和民工修建了为进藏部队补充给养的甘孜飞机场；为担负进藏任务的十八军提供五千个帐篷、五万件雨衣；每人发四双胶鞋、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一件绒衣、一付手套、一付带色风镜；团以上干部各制作皮大衣一件；所有马匹带五付以上蹄铁，配以帆布槽与铡刀；配发适应康藏情况的药品，带相当数量黄金，以便到藏后向印度购买必需品；还在重庆制作了八十万斤饼干，分批携带，以在不能生火时食用；从新疆、青海、内蒙等地购买几万匹马，并从二野每个军抽一千匹马组成运输团；又从西康的巴塘、甘孜等地动员了二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 。当时中共各机构对进军西藏的部队几乎是有求必应，全力保证，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因为高原气候忽冷忽热，部队进军途中发生了流行性感冒，前线指挥部向后方发电，要求运一些生姜和糖。发报时姜、糖之间漏了一个顿号。后方机构没见过姜糖，也无处购买，便自行组织研制，把姜和糖混在一起研磨，再压成片状。那种姜糖又甜又辣，结果是没人要吃。上述条件也许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直靠“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解放军，当时已足够壮观。而对西藏来讲，这样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则是它完全不可匹敌的。更何况在这支浩大的进藏军队后面，还有数量超过西藏总人口好几倍的近五百万解放军。当时西藏拥有的军队仅在万人上下，且作战能力极为低下。从中共方面对藏军的研究摘取若干片段，可窥藏军大致面貌：
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汝本（相当营长）以上指挥官的指挥部离火线很远……藏军无会议制度，工作均为口头布置……每天中午或晚上，各代本团均由格更领着念经约半小时，并顺便清点人数。藏军本身无训练机构。部队思想全靠神权统治，以念经、保护达赖等迷信宣传来控制部队。战前须打卦问卜选择吉日出战，并要烧香叩头，求神灵保佑。战斗中士兵不讲战略战术，身背“噶乌”（护身符），口念咒经，乱打乱冲，胜则穷追猛打，败则各自逃命。官兵均携带家小，出发拖儿带女，行军速度缓慢。官兵年龄普遍偏大……其中有60岁的老兵，50年军龄的排级干部。
如果说以上研究出于中共，有偏颇之嫌的话，1927年藏裔的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访问拉萨时，也以尖酸刻薄的口吻描述了当时藏军和警察的状况：
藏军每天都在操练，但是他们的制服实际上已经破烂不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却赤裸着，每当我途经罗布林卡和坚色林时，他们总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约有200人，他们的衣着比藏军更破。我发现，如果能够想到办法或找到机会，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里逃走。
1936年，驻锡金的英军远东司令尼姆（Brigadier Neame）前往西藏对藏军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与评估。他写的报告表现出对藏军状况极为不良的印象：
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人是绝对不崇尚武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能量都被宗教事务大大地吸引住了。喇嘛官员和文武官员分享了所有权力。西藏政府和与军队有关的官员对健全的军事组织、管理和训练几乎没有什么主见。两个总司令——一个喇嘛，一个军人——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任命的代本和将军是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的贵族。有经验的正式军士没有升任如本（级别较低的军官）以上的……野外训练实际上从未进行。在和平时期，军队受雇为政府当苦力。手枪、机枪和留易斯枪的瞄准练习从未举行，来福枪的瞄准练习也做得很少。结果，西藏东部的现役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有效射击，徒靡弹药。对枪支的关照和擦洗被认为极差。
西藏方面往往把自己的军力孱弱解释为西藏是一个佛教之邦，爱好和平而厌恶战争。从文化方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西藏政治制度的故步自封。以当年晚清王朝之腐朽，竟然能成为对西藏而言的“新政”之源，并且还得以很大力量克服西藏对“新生事物”的抵抗，可想西藏保守的程度。西藏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只关心固守其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