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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作者:马社香-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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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飞鼻仔牛谧咄段蘼返那榭鱿拢踉坡⊥犊苛诵ぜ诣怠4诱孀呦蚍疵妗5比煌踉坡”救艘灿兴叫模1946年去世了。
  1930年2月,在永新城同时被杀害的还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慕平和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有突出贡献之人。
  李筱甫,出生宁冈一富裕家庭。年少思想激进。1928年2月,组织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带领两千多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取得了新城战斗胜利。2月21日成立中共宁冈县委会,李筱甫被选为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筱甫被选为财政部负责人之一。边界各地打土豪的金银首饰和战场上缴获的金银,当时都统一上交边界政府,由李筱甫统一保管。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不乱花钱。在红军中一律实行统一平等的经济供给制,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两角,四角即四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红军5000人的供给。1928年5月起,他又主持在大陇创办了红色圩场。动员白区群众把布匹、食盐、药材运到红区来卖,是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红色理财家。1930年2月一同被错杀于永新。
  李筱甫被错杀时,他的儿子李值民已十七八岁。李值民今已去世,孙子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均愈不惑之年,李桃芳是退休小学教师,李祖芳、李流芳都在老家务农,全家有四名党员。三位孙子回忆:
  祖父李筱甫不会打枪,也没有背过枪,很会出主意,是个智多星一样的角色。容纳毛泽东的队伍到井冈山,就是李筱甫向袁文才提议的,李筱甫比袁文才大9岁,袁文才对他言听计从。
  永新出事那天,李筱甫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对祖父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所以袁文才睡在外面。那天先解决卫兵,放了哨,没有用枪杀死了哨兵。再用枪打的袁文才,我祖父拿出枪,从门缝里开枪,只胡乱打了一枪,手臂被打伤了,后被打死。同村的李根勤去了,回来说的。李根勤个子高大,枪法又好,跑了回来,仍参加了红军。
  李筱甫尸体被领回,已变形。祖父右脚是连趾,认了出来,埋在老屋后面。
  (2005年7月26日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口述)
  对这个问题,袁文才的后人怎么看呢?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1993年去世,他生前和弟弟肖常隆,又名袁耀厚(谢梅香与袁文才手下肖福开1932年结婚次年所生,任吉安军分区后勤部长)经常讨论此事,他们思考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
  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夕——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四军前委扩大职权为领导整个根据地军队、政府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据有关记载,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开会所在地离红五军驻地不远,会议精神应该传达很快。按照新的组织程序,杀袁文才、王佐必须经过前委才能决定。
  很显然,红五军这次行动,彭德怀没有经过前委,也没有冷静想一想,朱昌偕等边界特委领导人能平安无事来到红五军军部,说袁、王要对湘赣特委一网打尽已经不攻自破。红五军以一面之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确实有草率之嫌。
  再说,当年鼓动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1908年生于永新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9岁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2岁。湘赣特委常委王怀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时年28岁。与袁文才、王佐有重大隔阂的湘赣特委执行委员龙超清,1905年出生,1925年入团、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5岁。湘赣特委常委陈正人,1908年出生,1925年入党,时年22岁。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951年张国华入藏前,毛泽东与他谈话,说处理袁、王是不对的,后来张国华体会是指彭德怀,这是否也包括彭德怀当年的阅历远远超过湘赣特委几个人,又是多次与王佐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当然话说回来,错杀袁、王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仍不在彭德怀,他只是像张飞一样办了一件糊涂事,影响很大。
  (2003年7月19日肖常隆口述)
  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
  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那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怎么看呢?
  5月25日,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
  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
  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说,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对过去的历史,对事不对人,没有轻易赞同对特委几位同志以及对红五军彭德怀的责难,而是将它上升到路线,教育大家,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绕道杭州、上海回北京,即吩咐贺龙、康生派人和彭德怀谈话。9月上旬,由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通过,分配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9月2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亲切地说了十六个字“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这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中南海交谈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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