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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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彭真最后未能压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让其见报，但他还是努力使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限制在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水平上。由于有五人小组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场的强硬支持者），彭继续阻止发表更多的 ② 关于罗的命运，见安：《中国政治》，第203—204 页；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 页。 ① 关于吴晗事件，见安：《中国政治》，第195—213 页；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5 章；杰克·格 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机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第4 章；李：《文化大革 命的政治》，第1 章；詹姆斯·R。普西： 《吴晗：借古讽今》。 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5 年9 月—1966 年12 月）”，《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2 期，第 349 页；《共产党中国译文集：政治和社会学情报》（1967 年8 月25 日），第3 页。 ③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 年11 月10 日。由戚本禹之类的激进文人所写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对吴晗来说太过分了。他坚持这一立场而不顾毛对他的直接批评。12月底，毛谴责彭无视海瑞和彭德怀之间的类比。彭则找到一些较为勉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德怀和吴晗没有私交，所以吴晗没有参加任何宗派活动。但彭真还是答应毛：
五人小组将在两个月之内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五人小组就此问题至少开了两次关键性的会议：第一次是在 1966年 1月2日，第二次是在2月4日。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毛对他们的报告一定会不满——12月毛与彭真的谈话和康生的多次警告——五人小组还是决定坚持彭真原来的态度。2月3日，宣传部还是两名副部长，姚溱和许立群概括五人小组多数人的观点起草了一个报告。
这一文件 （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倾①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提纲意思是说，处理“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提纲明确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宣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遵循“百家争鸣”原则，目标应当是通过多做学术工作来消除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而不是通过“政治上打击他们（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应当是一个宽大为怀的过程，批评者“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重要的是，提纲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应当“有领导”地“慎重”地进行，而且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
“二月提纲”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毛和依附江青的激进派的观点明显不同。它故意回避就吴晗是否有意借海瑞来间接批评毛罢免彭德怀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这样就避开了毛先前明确交给他们的任务。此外，提纲既批评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学者的吴晗，也批评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激进文人。五人小组虽没有点名批评任何激进的作者，但它指责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为像“学阀”，它甚至号召整顿左派中的错误思想。
2月5日，“二月提纲”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并通过。彭真和其他成员接着就去武汉和毛讨论此事，不出所料，毛明显反对这个提纲，因为其中对激进分子措词严厉而对吴晗却未提出明确的批判。
虽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还是声称毛已认可“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批准该文件下发。
1965年秋，姚文元对吴晗直截了当的批判与彭真及中宣部较为温和的态度形成明显对比。到1966年2月，五人小组所拟的“二月提纲”与林彪、江青联合授意起草的另一文件形成尖锐对立。该文件是2月2—20日在上海召①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此次会议形成了江青与林彪的政治联盟。像先前姚文元写的文章一样，此座谈会纪要 （即中国人所说的“二月纪要”）是在毛的亲自监督下起草的，据说经过毛的三次修改，才在党内传达。 ①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 年）》，第7—12 页。 ①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周报》第10 卷第23 期 （1967 年6 月2 日），第10—16 页。“座谈会纪要”对知识分子采取的立场与“二月提纲”正好完全相反。
它不仅将中国的文化生活说成是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的“16年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声称文化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是对宣传部和五人小组领导的尖锐攻击。“座谈会纪要”号召积极地、大规模地批判这些倾向，而不像二月提纲所要求的那样，以宽容的态度从学术观点上去批评。
“座谈会纪要”不再理采吴晗与海瑞剧，因为此事所牵扯到的不只是吴晗，更重要的还有彭真、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以及他们控制的五人小组。
在3月底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真、吴晗和“二月提纲”，并威胁要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毛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得到的生动联想，对康生谈话时说：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猴王），大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
②去年9月，我就问一些同志，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
工作会议召开后，彭真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服从毛已毫无用处。为了尽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职位，他鼓励北京市委加强对吴晗的批判，还开始攻击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甚至开始准备自我检讨。根据一红卫兵的叙述，4月初，彭真还召集五人小组成员、中宣部领导以及北京市委主要成员在他家里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动情地说自己在这场文化领域内的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坚持认为在其余的政治生涯中，自己堪称楷模。他请求各位同事帮助他：“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现在盼望得到你们的帮助。”①但这太迟了。在4月9—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发现自己不仅遭到康生、陈伯达的批判，也成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批评对象。书记处决定解散彭真的五人小组，并向政治局提议组成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使之能更加同②情毛的立场。在这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中，刘少奇正好不在北京，不合时宜地去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了，这样就未能带头站出来保护彭真和陆定一。
政治局五月会议到此为止，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的最后命运在5月4—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会议最重要的部③分是林彪的即席发言，其主要材料，据后来指控，是张春桥提供的。林在讲话中将罗瑞卿的问题与彭真和陆定一联系起来，指责此三人暗中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合谋发动军事政变以推翻毛及其激进的追随者。林演戏般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你们可能已闻到了——火药味”。
林大谈军事力量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以此来支持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指控。他还突出地谈到，在中外历史上，军事政变都非常盛行，每一朝代都发生过谋杀和篡权，而第三世界自1960年以来，“每年平均发生11次政变”。
虽然这些事实是想用来说明林对罗、彭、陆、杨的控告是合乎情理的，但另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382 页。 ① 安：《中国政治》，第207 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6—247 页；《大事记》第10—11 页。 ③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 页；高：《林彪》，第326—345 页；《人民日报》，1978 年5 月18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8 年5 月24 日，E2…11。一方面也反映了林醉心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林还表示，他吸取了历史教训并已采取行动：按照毛的指示，已经派遣忠实可靠的部队进驻广播电台、军事设施和北京市公安部门以防止发生“内部颠覆和反革命政变”的任何阴谋行动。
同样有趣的是林对毛谄媚拍马，树立毛的高大形象。他一面指控罗、彭、陆、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一面继续称赞毛的天才，并把是否忠于毛当作选拔党和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标准。“毛主席经过的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都多……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革命实践都表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毛主席著作里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并批准了调查罗瑞卿问题的小组工作报告，并指示在党内和军内传达。会议于5月16日发出一通知，后来江青声称是她起草的，①主要讲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 《五·一六通知》撤消了“二月提纲”，指责提纲企图“使运动向右转”，混淆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政治问题，妄图通过批判所谓“学阀”，“将矛头指向左派”。通知谴责彭真，要他对“二月提纲”
负责，决定解散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意即在毛的领导之下），而不像此前那样，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书记处 （意即邓小平和刘少奇领导之下）。鉴于五人小组的主要成员处理文化革命问题时反对毛的观点，新的文革小组主要由毛个人的支持者和江青周围激进的文人组成。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成立新的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警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可能会遇到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