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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情结-东方文学与中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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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这首诗,既有偈颂的通俗质朴,又有着好静思空的禅意。我们前面举到的《题破山寺》,也是表达了诗人“曲径通幽”之禅心。

  正是因为唐代诗人有了丰富的表达禅心的创作实践,到了宋代,才可能出现“以禅喻诗”的文学理论。苏东坡说出他的经验: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参悟禅机,不仅是诗歌创作中的灵感状态,而且是诗人在漫漫长夜中的无限乐趣。

  佛教的禅定,表现在文学理论中,首先是强调创作主体的“虚静”。比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受佛教禅定的影响,很是看重创作过程中作家心理状态的“虚静”,他在著名的《送参寥师》一诗中写道: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参寥是一位僧人,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为什么一个“百念已灰冷”的出家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来?这就与诗僧的“虚静”之心态有关。正因为诗人的心是“静”的,才得以明了领略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动”;正因为诗人的心是“空”的,才得以容纳千般气象万种境界。诗人在这种“空且静”的心理状态下,便能创作出其妙无穷的诗歌作品。

  苏轼的“虚静论”,与佛教的禅定是相通的。佛教的《坛经》说:

  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早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世界虚空。能包含万物色相;世人虚空,能容纳群生万象。可见苏轼的“虚静论”与佛教的“虚空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文论的“虚静说”,对于作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美学和心理学意义。

  第一,内心虚静有助于艺术家感应外物。这是因为艺术家对外物的感应和观照,首先必须有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品德。虚静论要求排除狭隘的功利观点,去欲,去杂念,保持净洁无瑕的审美心胸。艺术创造是一种审美活动,它不与个人当前的实用功利的目的发生直接的联系,不夹杂个人私欲、私利的直接考虑,因此它要求创作主体“人品高”,“胸次洒脱”,也就是要“虚静”。

  第二,内心虚静有助于艺术创作的传神。从佛学的观点来看,传神有两层含义:一是万象是佛的“神明”的产生和体现,因此人们游咏山水,可以领会佛理。二是由于万象体现了佛的“神明”,所以很美,因此艺术必须传神。我国传统的艺术,诗文讲传神,实际上是传对象 (万事万物)之神和传主体(艺术家心灵)之神的统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珍品,总是能够揭示对象的生命意蕴,探索对象内在生动神韵,其中的奥秘,就是由“虚静”而达到的“传神”。

  第三,内心虚静有助于保持高度集中的审美注意。虚静心态的本身,就是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现。佛教讲神定,还有儒家讲“专于意,一于心”,道家讲“涤除玄览”,都是要求精神专注。同样,审美注意也是创造审美意象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虚静的心态,要求主体必须有所抑制。从心理学上讲,抑制是为了更好地诱导兴奋。心理学上的“注意”,就是要使主体排除无关的心理活动,从而使大脑皮层形成最集中的兴奋中心,加强心理活动的指向性和集中性。

  第四,内心虚静还有助于艺术创作的幻想和想象。大家知道,幻想和想象,对于艺术创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佛教的“禅定”,是充满了幻想和想象的。受“禅定”之佛理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虚静说”也强调幻想和想象,创作主体在虚静的心态中,无牵无挂,精神自由,神游于天地万物之间,也神游于天地万物之外。

  另外,与作家心态之虚静相关的,还有环境的虚静。佛教的教旨认为,环境的虚静有助于内心的虚静,比如佛教徒“禅定”时,就要求与外界隔绝,以免影响心绪的宁静。文学创作也是一样,在十分喧闹的环境中,是很难进入最佳写作状态的。清代大文学家况周颐,以生动的笔调,描绘出幽静的环境对创作活动的影响: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

  何世也。……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虚静的环境,往往使艺本家万缘俱寂,心胸莹然开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创作,常常出现最佳的审美心境。

  环境的虚静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主体内心的虚静。陶渊明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使环境并不幽静,只要主体内心保持虚静,做到了“心远”,也就“地自偏”。可见,虚静的内心,反过来还可以创作出一个“虚静的环境”。

  与佛教“禅定”相关的中国古代文论,最为著名的,除了“虚静说”,还有“妙悟说”。宋代著名文学理论家严羽他的文艺理论著作《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可见禅道与诗道的相通之处是“妙悟”。何为“妙悟”?这“妙悟”有点象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是主体的豁然贯通,突发性的领悟。佛教教义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之外,虚构了一个彼岸世界,并认为“此岸”是痛苦的,“彼岸”是极乐的。佛教徒如何才能到达那极乐的彼岸世界呢?不靠别的,只靠“悟”,只靠禅定之中的妙悟。

  严羽将佛学的“妙悟”拿来做他诗学的理论纲领,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诗人的“妙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深入领会前人和他人的诗作,正如佛教徒须领会佛典一样。具体地说,就是要熟读 《楚辞》、李白、杜甫的“古诗”,并以李、杜为中心,博采盛唐各家,对他们的诗加以理解领会。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把从汉、魏到唐、宋的诗,广泛阅读,反复揣摸,深入体会,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当然,熟参前人诗作,只是“妙悟”的内容之一。诗人要想妙悟,更得有灵气有才情,有一种与书本和道理并不相关的“别才别趣”。这种“别才别趣”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比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不过,严羽还是用“言语”描摹了“妙悟”的高妙之处。他认为,“妙悟”的标志,就是要达到汉魏、盛唐诗的高妙地步,具体说来,有以下五个标准:

  1、气象。就是在风格上有浑然天成气象,有一种艺术整体感,不可寻枝摘叶,更不可支离破碎;

  2、兴趣。就是要有唐诗的抒情、写景的特点,能触物生情,情景交融,寓理于情,景—情—理相溶无间,兴趣盎然;

  3、本色。就是要写出情和景的本来面目,不加雕饰,如清水芙蓉;

  4、当行。就是用韵、用典都恰如其分,无刀削斧凿之痕;

  5、入神。也就是传神,这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诗之极至”,象李白、杜甫那样的诗,才称得上“入神”。

  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古文论的诸多理论范畴,都或多或少有着佛学内涵,除了我们上面已经介绍的“虚静论”和“妙悟论”,还有“神韵论”,“境界论”、“言意论”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朝鲜文学与中国

  时调与汉诗

  在介绍朝鲜时调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谈谈朝鲜文学的概况。

  朝鲜的古代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在个时期:三国并立及新罗时期 (公元前后一九世纪),高丽时期 (十一十四世纪),李朝时期(十五一十九世纪下半期)。下面依次作简单的介绍。

  三国并立及新罗时期。所谓“三国”,是指当时并存于世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后来,新罗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而独立存在。当时,朝鲜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约在此时期初,汉字传入高句丽,然后又陆续传入百济的新罗,朝鲜的文人主要是用汉文来写作。此时期朝鲜的汉文文学,主要是散文、诗歌和寓言。散文方面有史书中的传记,其中最早的史书是高句丽的《留记》(一世纪);寓言有薛聪的《花王戒》等;诗歌则有高句丽琉璃王作于公元前18年的《黄鸟歌》,这是朝鲜古代文学中最早的一首汉诗。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和民间传说。

  高丽时期。这一时期汉诗蓬勃发展,比较的名气的诗人如郑知常、李奎极、李齐贤等,用汉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郑知常的诗长于抒情,风格清丽、俊逸;李奎极的诗题材范围广泛,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最值得一提的是李齐贤,他的一生相当于中国整个元朝一代,他曾跟随高丽忠宣王在中国居住多年,写下了不少忧时伤世、怀念祖国的诗,也写了不少描写中国景物名胜的诗,并且是少数朝鲜词人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含蓄蕴藉,颇富意境。他曾将当时的朝鲜民歌译成汉文乐府诗,为保存他们本民族的民歌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关于李齐贤,我们在下一节还要作专门的介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汉文散文作品,其代表作是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此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爱情、思亲的民歌。文人文学中,出现了用朝鲜本国语言写作的诗歌新体载,即所谓“翰林别曲体”,它标志着:素来只创作汉文诗歌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人试着用国语创作诗歌了。我们这一章要着重介绍的“时调”,就出现在高丽末期。

  李朝时期。李朝初期,也就是公元1444年,创造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具,加上当时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朝鲜的国语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是时调大量涌现,有山水时调,有忠君时调,有爱国时调,更有爱情时调。除了时调这种短歌形式外,还出现了一种同语长歌形式——歌辞。随着国语诗歌的流行,国语小说也出现了。代表作家是金万重,他的《谢氏南征记》,构思严谨,情节曲折,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中奸官佞人的肮脏与丑恶。在壬辰反倭(十六世纪末)和两子反清(十七世纪上半叶)两次战争之后,出现了一批以中国为活动舞台、表现朝鲜民族意识的“军谈小说”。

  与日本文学一样,朝鲜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就文学乃至文化来说,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还是朝鲜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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