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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是非曲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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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陈济棠部队便乘虚而入,向“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博古抓住这一点,就给邓小平扣上了“纯粹防御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这两顶帽子。邓小平挨批之前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毛泽覃是在1931年6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他也是采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过,博古给他扣的帽子,在名称上与给邓小平的帽子有所不同。指责毛泽覃推行的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挨批前,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但是,博古仍觉不够劲儿,他要拔出萝卜带一串泥,带谁? 
  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谢唯俊和古柏这两个人身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那两个中心县委工作。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这两个人中,只有古柏在寻乌县工作过,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 
  其实,博古看得最重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并且他们俩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面,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提及他俩的名字: 
  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此次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完全是工作需要。当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长了,关系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特别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况,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谢唯俊是1928年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后,还与毛泽东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与毛泽东见面,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去寻乌进行调查工作时,就急着找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这一次,古柏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并且在自己写的《寻乌调查》中,两处提到古柏这个名字,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提一提: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 
  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 
  博古的批判不断升级,批判大军也在不断扩大。有的是别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还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涂地批。 
  当时有个叫罗迈的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火药味很浓,但这个人1933年3月才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新来乍到的他,见别人在批,他生怕落后,也急忙批起来。博古见他批得积极,便带他一同去参加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 
  果然,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没有丝毫相同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乱云飞渡的岁月(10)   
  罗迈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一错误批判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此在心里形成的一种深深的内疚,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已淋漓尽致的流露出来: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提出要他们作检讨。……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正是有了这些不同心态的批判,打击面也在不断扩大,许多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 
  中共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被撤职;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 
  …… 
  并且,博古把反“罗明路线”同已进行长达几年的苏区“肃反”结合起来,使大批的中共优秀干部被清洗或被处理。 
  后来,博古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内称: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这个决议还作出了如下规定: 
  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代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声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允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这个决议,目的就是要让这四人把博古认为的毛泽东是小组织的头目供出来,如果当时他们四人中有一人违心地编造事实,说毛泽东是他们的头目,那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好险啊! 
  所以,毛泽东没有忘记。1972年8月1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是这样批示的: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这是后话。那么,当时在批“罗明路线”期间,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毛泽东在汀州休养了三个多月后,回到瑞金。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由于受“富农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需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这就是“查田运动”。 
  实际上,“查田运动”用不着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去管,只须“土地人民委员”,也就是土地部长去做就行了。看来,安排毛泽东去管这项工作,也是大材小用了。 
  其实,令毛泽东痛苦的不在于“大材小用”,而在于让他自己去纠正所谓的富农路线。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只得服从,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查田运动”上。 
  在这次人为制造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不过,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博古仍不放过他,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 
  邓小平遭受着苦难,当时毛泽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批“邓、毛、谢、古”的声浪中,博古还要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口出此言,谁还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也觉察出这令人窒息的风声,便不再与别人单独往来,甚至很少与别人说话,他怕牵连别人。落到这个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向外国友人说起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   
  乱云飞渡的岁月(11)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6月上旬,毛泽东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也许是宁都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反“罗明路线”的浪潮稍有些平缓,便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并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说:“前次宁都会议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明明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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