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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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权力。
然而，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早在1月11日，蒋介石的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发出的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称：“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
蒋在珍用词不准确，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意思很明确：“毛泽东当了中共总负责”，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在珍更清楚。他的这份电报表明，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
后来，红军撤出遵义，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柏章辉的表弟余大勋，却愣住了，这里的一切如旧，二楼的餐桌仍放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只是多了些简易的木椅和那张藤躺椅。红军变了，并不像从前那样丢盔弃甲，他立刻意识到红军没有溃败而去，肯定是毛泽东当了红军的头头。
余大勋没有猜错，此时的红军确实在由毛泽东指挥。
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
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坡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方是川军，足有1万兵马。结果，导致战役失利。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事隔21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当时的博古，见毛泽东首战失利，就对人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此时，他也萌生了另一番想法。
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就意识到“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这一决定，已经告诉他要交权。因此，他也准备把权力交给毛泽东。现在博古又开始犹豫起来，心想，你毛泽东不是有本事吗？照样吃败仗。这权力暂时还不能交，看一看再说。
凯丰也在此时提出了挑战：“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出现这种局面，只是当初遵义会议期间，因战事紧，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要把红军剿灭在遵义地区。“柏公馆”的主人——柏章辉师已逼近遵义城，由谁接替博古的问题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谁知，这一搁置，历史却发生了变化。
生死攸关的较量（11）
张闻天对博古迟迟不交权，颇为不满，在土城战役之后，他公开提出要变换领导。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谈起这件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得知毛泽东要让张闻天接替他的职务时，他也断然决定立即“交权”。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下台已成定局，张闻天毕竟与他有过深交，也毕竟是从莫斯科走出来的，并曾经为他摇旗呐喊过，把权力交给他比交给毛泽东要好得多。
当凯丰得知博古准备“交权”时，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
所以，在土城战役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月5日，张闻天便接替了博古。当时，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但交权的问题却在急速地进行着。周恩来回忆说：
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就这样，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博古把跟随他三年多时间的象征“权”的那几副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
话又说回来，当时尽管毛泽东首战失利，但他的主张是被党和红军所接受了的，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仍然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毛泽东却没有点这个头，并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这有他的考虑。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尽管不服王明、博古等人曾以“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类言辞对他的攻击，但他此时又不得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而张闻天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更何况，自从张闻天从“左”的阵营中杀出来之后，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毛泽东看出他“是不争权的”，容易与别人合作，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博古、李德进行坚决斗争，根本目的不是要去坐那个“宝座”，而是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在他看来，只要路线正确了，只要有人有能力来执行这条路线，领导党和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无论是谁掌权都是一样的，不能非我不可。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两条原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充满了自信，因为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和红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之所以产生历史性影响的关键所在，不在乎是否真正当上那个“头头”。
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不知道它是否刻下了这一幕，反正是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让张闻天接替博古任中央总负责，这是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当，在这种情况下，把共产国际信赖的人轰下台来，让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信赖的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到的。
当时，博古把那个象征权力的挑子交给张闻天的那一刻，毛泽东坐在一旁，注视着那平淡而不平凡的场面，心里百感交集，这是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才换来了这一刻！这是多少次挫折和失败才换来了这一刻！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博古的表情，他发现此时的博古和从前的博古不是一个人了，好像在一夜之间，他变得成熟了。过去，他因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而整日显得有些惶惶不安，而此刻，他反而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失落，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痛苦，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孤独。他细心地向张闻天交接每一份文件，耐心地交待注意事项，诚恳地介绍当总负责的一些体会。开始张闻天还显得有些不自在，后来也就忘记了这是在交权，两人便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毛泽东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土城之败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究竟能给毛泽东定个什么角色？实在难以预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在“鸡鸣三省”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到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扎西（后成为威信县政府的所在地），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有两项，一项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一项是讨论常委分工问题。
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怎么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现在党的总负责是张闻天，理应由他来全面把握，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能在党和红军中牢牢占据领导地位，他不仅要从眼下的得失去考虑，还要从更长远的得失去考虑。
焦点还是要不要触及政治路线问题。
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不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而形成会议决议，就不能不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但如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不合适的，更何况12名政治局委员只有六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生死攸关的较量（12）
怎么办？毛泽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可以避而不谈了。这样既触及了政治路线问题，又只谈军事路线问题；既达到了通过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显示他们下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目的，也达到了以否定错误的军事路线去否定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目的。所以，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正当毛泽东为他自己的这一高明策略而感到心里踏实的时候，常委的分工却出乎他的意料。
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显然，土城之败，使毛泽东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