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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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谑怯凶罴汛丛煨奶�3。或许是先天的，或许是修炼得来，他有可贵的心智素质：机智。可贵的精神力量：幽默感。一个诗人如果笨，如果古板，那又是什么诗人呢。机智和幽默感是他的强项。4。在创造上，他有对一个诗人和一切艺术家生死攸关的分寸感，他的诗使人想到盛唐以降的绝句，诉说意图非常明确：把话语送到人们的心坎上，这就够了。可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的功夫，同时也说明他的勤奋和严谨。
对于彭国梁，当前他面临的创作形势应该是：怎样保持工作的勤奋，和工作精神的严谨，保持了这两个基本点，鲜明的引人注目的艺术个性才能够保持，而且能够发展。说起来、明净，精粹，开阔，悠远首先都是一种心态，都由一种心态派生，而心态是容易在外物的干扰下移动的，向有利于艺术创造的方面移动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微小，干扰不一定就是引诱，也不一定就是破坏性的，有时倒好像很善意，有其充足理由，不知不觉地让你不再珍惜你艺术个性和特色。明净往往容易被侵犯，明净到至纯、至清、至淡，甚至空灵，呈无防备状态，杂质于是潜入，诗人的赤子之心岂容有一丝杂质！因为在诗这里，一个标点符号都从内心来。精粹，开阔，悠远，和明净一样，从技术上看，好像也不过是极端严格的工艺流程所达到的顶端。然而在诗，却是谈不到有任何统一的规格要求，任何形式的天下通行的标准化。诗这个怪物，怪就怪在非得从内心出来不可。精粹如果是写下来了再去筛选，只能是人工的精粹，难免做作，留下斧凿之痕，不可能达到完美，虽然一般说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完美已经够难得了，但诗要求的就是百分之六十以上，每个写诗的人每写一首诗都必须接受这个苛刻。开阔和悠远同样明显地属于心态，明显地属于气质，属于品格。比如说，追求巧妙，新奇，倒也不完全是坏事，有时甚至需要，然而危险，不小心就会失足。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小技狡猾，总是伺机害人。深沉，凝重，不用说更是来自内心，来自内省功夫。我相信对此彭国梁有充分的警惕，他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会这样走下去。
作为读者，总希望多读到好诗。往大里说，总希望好诗多了，中国诗更全球化，受到世界性的注意。彭国梁和他的诗友们，不论那一个写出好诗，都不是那一个人的喜事，而是中国新诗的喜事，中国新文学的喜事。我们的新诗加入世界诗汇流八十年了，我们多么希望正在形成的有实力的当代诗人队伍，组成迎接今天和明天的挑战的迎战队形，我们相信，我们的彭国梁们能够做到，而且做得很出色。
《最是文人》读后
？ 李红霞
胡文辉先生是近年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都市生活观察者和批评家之一。他的新著《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野火文丛”之一，2000年4月版）是他近期的思考结晶，薄薄一册却引发了我许多深长的感慨。在他的文章中我看到了自己一贯欣赏与认同的为文、为人风格和特质。这种风格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普遍趋于理论高蹈、实践低迷乃至困窘的状况下尤显其可贵。
当前文人中弥漫着一种瘫散的气氛：各种意见、思考互相驳杂排斥，但是因缺乏根本精神价值与意义的共识而相互误解、攻击，缺乏一种可以真正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气氛。知识文人个体同样是分裂和困窘的，经常是言行分离乃至完全背离，讨论问题常以外部（相对于自己思考的路径）的既成理论出发，而并非立足现实本身提出自己的见解；思想与材料之间总是无法相互融汇，慷慨之词背后是明显的底气不足；所以我们总是无法成为自身思考的主人，反而一直被纷繁多样的所谓观点、话语所剥蚀。因此真正沉潜入历史深处，细致耐心，少一些迫切的表演欲的探索越来越少，而从这沉静中超越出来，面对当代中国林林总总的现象有清醒和宽容的注视和理解，能入能出于历史与现在乃至未来的知识人更是寥寥。当然，要做到沉潜与超越的同时并举，需要淡泊与宁静的精神气质，更需要深厚的学理背景做底蕴。胡文辉恰好具备敢于发言而又言之成理同时又不囿于现成理论的特质，主张宽容与自由自在的共通，同时坚守一些本质上不能妥协和退步的精神原则。所有这些特质促使他以大文章的气度来作短文章。
“自由心史”一辑集中了一些历史个案，如《寂寞沈从文》、《冯友兰的境界》、《梁漱溟的勇气》等，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困窘进行了剖析。这些文章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浓缩了时代的风雨流岚。这种一叶知秋式的效果突出体现于他运用对照、对比方式的几篇文章。如在《走了的与未走的》，将已走的张爱玲与未走的施济美对比；《读陈寅恪，想钱钟书》将此两位文化硕儒的特定生命阶段（1949年前后）乃至他们两人的文化品格进行对照；《如果周作人早死，而鲁迅长寿》则将一些引发后人无限遐思的疑问落实于两位气质迥异的文人代表身上……其实就是在论及索尔仁尼琴的双重身份时，胡先生也将之与张承志、张炜的思想特质进行了深入对照和剖析，论述人文精神时又将之与革命文学、道德理想主义相互参照。如此开阔的视野便于在短文中把一些盘根错节的历史话题论至深入、深邃而不至流于浮泛和单薄，这种雍容洒脱的驾驭能力来自深厚的学养积累与控制语言、文体的优秀素质。文字的从容辛辣、不粘不滞，举其一点兼及其余的大气有时收到极好效果。比如在论及冯友兰、范文澜等文人的工具欲、对于特定政权及其把持者的恐惧与谦卑、对自身奴隶身份的麻木与陶醉时，胡先生竟引用了张爱玲对胡兰成描述自己情意缱绻时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两种语境，两种主人公类型，相距可谓千里万里，然而细细思之，这段话是极为适用于由求道转而趋势的文人身上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穿透力的联想，历史情境与情境中人的相互渗透在这里几近水乳交融，不见任何术语，无“新”无“后”，也不见激愤乃至咬牙切齿等颇为流行的姿态，就只是简洁地将语境中的人的言行进行过程展示，由此生发的联想于是也就水到渠成。材料、思想全部是语境中的，没有抽象架空什么，然而又勾勒出了整个时代文人生命历程的尴尬。
我还想谈到胡文辉本人未必注重的“时事论衡”一辑中的《谁的喉舌》这篇短文。文章谈的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继大学、出版社之后，媒介成为与知识分子相互作用、互为提携的文化力量，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其实涵盖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乃至权力的关系，同时涉及到知识分子自身思想、知识与人格间的错综复杂的景观。这是当代中国尤其是都市中很敏感的文化话题。胡先生的文章特别之处即在于他以精悍的篇幅而能将这些复杂的关系沉着地容纳和梳理，指出了大众媒体实质上的精英品质。这种现实中来的问题与“自由心史”一辑中对学理、对文史学人心态的深入透视是相映成趣的，它们深深扎根于各自的特定情境，是作者灵感焕发而形成的不同侧面。作者对这类问题予以了持久而坚韧的关注，因而随时可以举重若轻地从中透视和阐发出引人深思的东西。
至于书中一以贯之的对文艺与政治（或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内在紧张的论述、对自由（书中作者更趋向于对宽容态度）的弘扬、对专制下的思想的珍视、对抗拒专制体制从而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褒扬，都是与材料、与语境紧密贴合无法剥离的。这种紧紧抓住语境不放、对具体的执着的态度格外令我心动。我认为，思想、理论的原创性和生机就来自于对生活对现实本身复杂和暖昧不明性的深切体验与独特阐发，使从语境中来的理论不至于流于抽象和肤浅甚至苍白。真正具生命力的理论是化入现实中的。其实书中对于现实的捕捉是我们时时有所感受的，但胡先生却能从中超越出来，对之进行了清晰、从容的表述，很多篇章是可以更深广地扩展成为大文章的。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在专制、党同伐异盛行、内在恐惧感时时侵扰的状况下，保持充沛的激情与冷静的沉思共存，张杨的生命态势与沉潜的探索心境同在，不囿于任何理论而是从言说常识出发，对现实不是一味抗拒和批判而是竭力理解和透视……在《最是文人》一书中我很欣慰地读到了我一直期待着的当代中国生活批评者的风采，我想文人的魅力也大半在于这种风采的葆有吧！
铜雀台
铜 雀 台？ 黄永厚 文画国际美人、三国的二乔连名字都没有，竟止不住后世才子情种们的想入非非，每欲借她二位发动一场“海伦之战”，好把希腊那老不死的瞎子荷马拉下马来。
瞧，这不又来了电视屏幕上的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句读史对当下的调侃，老师讲课说这不是小杜的创意，曹植诗中早写过了。曹植几时想捉二乔做战利品，我咋不知道。电话问林东海兄，他说：“没有的事，我喜欢曹植的诗，毕业论文就写他。”“劳驾查查有无佚作、伪托、误入集子的！”“啊！——《三国演义》四十四回孔明给周瑜背诵曹植《铜雀台赋》，在正版《登台赋》第十句的‘登果园之深荣之后，《演义》掺了八句沙子’列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挟二桥（古字“桥”与“乔”通）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螮……”注意里面有个时间差，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三年，铜雀台建于十五年。（十八年增建的是金虎、冰井、合称三台）亏得林兄功底厚，又宅心于仁，没多花我电话费，一口气背完此赋。按照《演义》的安排、果然激起周瑜被人夺妻之恨，一代儒将乍成饭桶，专等孔明借妖风助他烧了曹操战船，经此一役曹家元气大伤，几代人都园不了过江之梦。至司成炎逼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换了“晋”字旗号去收拾东吴，王濬受降的大兵若有幸见着二乔，进门也该喊一声：“祖奶奶好！”了。小说家言本不足信，《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口传笔记了三四百年（公元前11—8世纪），也有妻室儿女错位的，可见乌头马角亦中外同病了。
铜雀台是他阿瞒意得志满之时所建之曹氏游乐场，老子一死便提格为曹操的“纪念堂”，老子在世考虑周到，对纪念活动还有遗命规定：每逢初一十五，养在台上的妾伎都得于灵帐前奏乐歌唱，以便诸子时时瞻望西陵曹操的墓田，寄托哀思。老子死后究竟孩子们搞了几次神社参拜已无籍可考，曹丕继位，打出魏武名牌，魏文开了三国称帝的先例，他都忙乎些什么呢？读一读陈思王的《野田黄雀行》《怨歌行》《士哀》《七步诗》以及《赠白马王彪》，连老妈出面告饶都不予理会，便知道虽一姓之手足，在权力的淫威下，人如何轻易变成了畜牲。
小泥关公
小 泥 关 公
？ 田 原 文
幼年看《三国演义》，正是牧牛时。当时还不知“牛角挂书”的故事。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