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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空军战士-第20章

小说: 空军战士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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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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