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冲击波-从东亚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大变局 作者:李罗力-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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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蓄率和大量海外投资是亚洲经济体过去30年的支柱。最后，投资集中在地产界，这些地产又用来作抵押，变成了国内金融制度的砥柱。问题是，格林斯潘告诉委员会：“很多时候，那些金融制度并不稳固，面对借贷准则不严紧、监管制度松弛和资本不足等种种问题。”格林斯潘看来对亚洲经济决策人的处境有所同情。他说，他们现在必须“抵御国内寻求和世界贸易与金融制度脱节的压力”。根据他的看法，亚洲金融风暴尽管会影响美国的增长，尤其是对本区域的出口将放缓，但这些问题对美国的繁荣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
　　11月13日格林斯潘说，亚洲最近的金融动荡局面将损害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因此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格林斯潘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关于亚洲金融形势的听证会上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事态发展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日后可能不容忽视”。他说：“我们的出口增长将会放慢，这得看那个地区增长放缓的程度而定。该地区增长放缓将是无可避免的”。格林斯潘补充说：“过去几个月来特别难应付的是所谓的蔓延效应，即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蔓延到另一个经济体，因为投资者认为那个经济体还脆弱，不管他们的看法对不对”。格林斯潘说，亚洲经济体的迅速增长看来会暂时放慢或停顿。但他补充说：“有条件跟得上当今科技的国家，其高过平均数的经济增长没有理由不能长期持续”。他说，东南亚多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是无可避免的。但他警告，货币贬值将引起通胀，长远看是不健康的。他说：“短期内这可能带来竞争优势，但通货膨胀很快就会抬头，使那些竞争优势迅速消失”。
　　11月14日格林斯潘指出，这场亚洲危机可能通过三条渠道伤害美国，并可能伤害欧洲。第一条渠道是“金融接触传染”。第二条渠道是影响世界贸易，从而影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影响可能是相当轻的，但是随着信心的丧失波及其他新兴地区，美国贸易所受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第三条渠道是日本极其虚弱的经济。日本金融市场所受的损失比亚洲其他地区所受的损失严重，可能会与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不相上下。
　　11月29日格林斯潘说，亚洲经济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能维持“一般以上”的经济增长。但他警告说，这些经济体还可能“陷入困境，因为任何一个发展蓬勃的经济，难免都会碰上投资失策”。格林斯潘还提到，美国或许会提供短暂财政援助给区域政府。他向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预先准备的供证，内容有一半以上环绕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格林斯潘说：“鼓励适当的政策调节，并在需要时，提供短暂财政援助，这符合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但他告诫给予援助者要谨慎，在提供援助时，把“国际机构随时准备为失败的国内企业作债务担保的印象”减至最低点。他警告说，留下这种印象可能产生“变相投资，最终或许造成世界金融系统不平衡”。他还说，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出岔子时，“企业应有容许拖欠债务的空间，私人投资者应承担亏损，政策应转向奠定宏观经济和结构的根基，以备重新扩展”。但他对亚洲前景感到乐观。他告诉委员会：“没有理由”那些能恰当应用科技的国家“无法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一般以上的增长率”。他指出，低通膨、高储蓄率和大量海外投资是亚洲经济体过去30年的支柱。最后，投资集中在地产界，这些地产又用来作抵押，变成了国内金融制度的砥柱。问题是，格林斯潘告诉委员会：“很多时候，那些金融制度并不稳固，面对借贷准则不严紧、监管制度松弛和资本不足等种种问题”。格林斯潘看来对亚洲经济决策人的处境有所同情。他说，他们现在必须“抵御国内寻求和世界贸易与金融制度脱节的压力”。根据他的看法，亚洲金融风暴尽管会影响美国的增长，尤其是对亚太区域的出口将放缓，但这些问题对美国的繁荣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
　　12月2日格林斯潘说，极力稳定金融的亚洲国家，经济将更强大，增长前景也更光明。他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明上述乐观看法时，也提醒这些新兴国家必须积极改善银行体系，并呼吁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谨慎地推行拯救配套。他把亚洲金融危机归咎于资金涌入，以致当地金融体系无法消化，不能把资金疏导到建设性的用途。他认为亚洲一些货币在近月来大幅度贬值的罪魁祸首，并非投机者。他说：“如果汇率严格遵照相应政策和成本结构来运作，投机者就很少有下手的机会”。格林斯潘赞扬亚洲决策者最终理解“新环球市场力量的无情性质”，明白当前金融动乱必然恶化。他的预拟讲稿指出：“虽然调整或许造成短暂痛苦，但危机总会过去”。他说：“个别经济体将更强大而随后将出现更蓬勃和有效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他认为，只要这些国家接受全面竞争的力量，“这些仍具超凡增长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很快地赶上现有技术”。他形容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他指出：“放贷条件过于宽松，造成未偿还的贷款大增，加上资本不足，导致银行易受债户无法还债和抵押品贬值的打击。此外，银行经常遵照政治导向的工业政策而非市场因素来放贷。格林斯潘认为，这类政策性贷款，时常“造成滥用资源、无益的扩展、亏损和最终出现坏帐”。他呼吁新兴国家实施“预防性的政策”，避免危机，同时尽力加强“成本与风险管理”。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几个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进场干预，以便抑制市场动乱造成的“不良效应”。他强调，这些援助配套必须规定改革金融体系的条件。他指出：“应当让市场发挥作用”。他在评估泰国、印尼和韩国等国的经济难题时说，这些国家经过多年的低通货膨胀和蓬勃增长，引来外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涌入。大多数资金接着注进房地产业，“公共和私营领域注重庞大建设计划，变得不考虑经济因素”。当地金融体系后来只得用这些市价不稳的房地产作抵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