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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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作者：J。M。布坎南
前言
我知道，本文讨论的话题，数世纪以来，已经被很多的社会和法律哲学家讨论过了。对这方面的资料，我了解一些，但多数是我所根本就不熟悉的。我从来没有试图去把我的观点和先哲们联系起来，也从来不认为，研究特定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反文献是我的责任。
读者不应过高估计本文的价值：它只是用我在早期作品中阐述的宪政秩序的概括视角，论述自由和财产权的关系的一个努力。
《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J。M。布坎南著
第一章 导论
从历史学、语言学和法学角度来看，“共同或共有（the mon or mons）”都是指共有财产，也就是，若干个（许多）人（家庭）共同使用的有潜在价值的资源。私有化意味着，以明确划定的边界，在独立的使用者之间，分割这种资源。使用的激励改变后，有价值的产品就会增加。这一简单命题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但它却是我们理解基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点。
在这本书里，我的命题是，这个简单的（为了方便，我们就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绝对不同于现存的对财产权的另一种辩护；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律及政治学家，都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因为后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源的使用上，效率或者生产力并不是占绝对控制地位的要素。和效率相比，自由更重要，尽管效率和生产力这两个要素在很多场合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人总在努力减小他人对自己福利的影响，无论这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独立于他人的行为所强加的影响，是令人向往的目标。面对各种选择的机会，人们想要“选择的自由”，他们不想让自己的选择受到其他人活动的限制，无论这活动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有个频谱：从最大相互依赖到最大独立。
作为共有财产的分享者，人们间的相互依赖是最大的。有保障的对联合生产的物品的份额的价值，取决于该分享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这价值还受到仅与群体规模有相应关系的个人的行为的影响。按特定形式将共有财产分派给私人，和确保有个独立行为的领域，除能产生更高的产品价值的激励动机外，还减少了个人对他人行为的依赖。个人自由也增加了，如果把自由定义为个人福利对他人行为的依赖的反面的话。
只有个人存于和社会关系（甚至是贸易和交换产生的自愿互动关系）完全孤立的境地，最大独立才得实现。打个比方，美国边远地区的有自己的地产、完全靠自己力量生存的自足的家庭，就实现了这种最大独立。因此，共有的共有财产和这种自足的家庭地产，分别位于前述的想象的频谱的相反的两极。
在生产率和自由这两个方面，私人的或单个人的财产的功效；需要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自由”概念的引入，开辟了涉及比较制度分析的新的研究领域；从前，人们总把视野集中在效率上，这个领域也就被忽略了。然而，首先，我仍将阐明标准或者正统的分析，以帮助接下来的比较研究。第二章就做这件事，我尤其要依照标准的效率分析逻辑而非基本的契约论框架，来考察人们消除“共有悲剧”和“跳出霍布斯丛林”的过程。第三章将引入“自由”的维度，并描述“独立达致最大程度”的背景。在第四章，为推导出由独立到市场相互依赖的转变的理性或逻辑基础，我修改了经济学的假定。第五章考察了市场依赖对个体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财产所有权的后效作用，这些在第六章都有实例分析。
第七章分析交换的专业化的动态特征，和相伴的有关参与者的依赖地位的反馈信息。第八章详尽阐述包含多重市场选择及进出自由的竞争过程，重建参与者的各式的独立，但我没有涉及基于不可靠基础而非财产所有权提供的独立。在第九章，我提出，这种市场的独立，是经济学家的理想，但却并没被个体行动者完全理解，目前所有权制度安排的“无效率”偏好；就证明了这一点。第十章根据服务的自我生产，确立所有权的模型，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所有权模型，并描绘这所有权对个人市场地位的影响。第十一章讨论能带来货币收入而非直接提供服务的资产私人所有权，并再次考察这所有权对个人市场地位的影响。第十二章单独研究资产私人所有权持续促进价值积累的作用，第十三章具体论述财产所有权和通货膨胀间的关系。
在第十四章，我的焦点就转移了，我研究社会主义组织对所有权的影响，和由此而来的所有权对自由的影响。第十五章简要地专门论述早期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ⅩⅢ
）的教会通谕对社会主义破坏私人所有权的（1893年）承认。第十六章简要讨论，在涉及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第十七章是一些最后的思考，尾注
（第十八章）表明整个研究的政治一宪法的意涵。
《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J。M。布坎南著
第二章 霍布斯丛林：共有悲剧
我将人们熟悉的由托马斯·霍布斯设想的自然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和你的”，人们间没有分界，没有法律，没有惯例。在这种想象的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贫穷、孤独、肮脏、残忍和短命的”。霍布斯（1651年）认为，这种无政府的丛林，是下述令人信服的命题的基础：所有人都极看重安全，他们把权力交给突然出现的君主，他承诺随后保护他们。
然而，如果预料到在这强制的市民秩序下，根据他或者她自己的算计，人的状况将比在无政府丛林中更糟糕，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自愿承认君主的强制权力。霍布斯丛林的“自然均衡”，提供了分配基准，由此出发，个人与君主间才有谈判以达成契约的可能。这种退后、退回或退出选择的存在；对最初谈判的契约施加了限制，它也影响到契约在随后运作时的强制执行。 这个观点在早期的文章中，曾经有过论述。我本人的论述，见Buchanan（1975）。其他人的论述，见Bush（1972）和Tullock（1972；197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建构中，个人的存在先于从而也独立于与君主的契约，即使这种存在，与君主提供的秩序相比，并不愉快。个人在有序结构中由君主保障的适当福利，与在无政府丛林中期望的福利间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君主的“生产率”；基于某些考虑，这种差异也可称为“社会租金”。
霍布斯的建构是猜想的和非历史的。人们过去不、现在也不认为它是过去或当前的现实的描述。个人从未生存于某集体单位、大家庭、部落或者游牧群体的约束之外。霍布斯采取简化的步骤，设想出自主的个人；我们可根据理性选择的标准，来分析这自主个人的行为。这种方法有助于问题的分析，又不会严重损害分析的意涵。
对现代社会科学家来说，共有悲剧是比霍布斯丛林更熟悉的起点，我第一章的分析就是由它开始的。当然；在这两种背景下；参与者间互动的形式结构；是相同的。经典的囚徒困境，最生动地概括了这种结构。在这里，坚持单独占优势的策略的参与者产生的结果，与别的有多种供选择的策略的参与者的产生的结果比，对全体当事人更为不利。然而，我想说的是，尽管它的结构相同，但这两类社会互动的典型模型，对理解私人或单独的财产权（制度）的作用来说，意义并不相同。
现在，我们来分析典型的共有悲剧。有种能够创造价值的潜在资源，由全体参与者共同使用，每个参与者遵循效用最大化的考量，超出如下界线，扩大个人对资源的使用：这个界线是，在资源使用由集体决定的理想情境下，人们将一致同意的每个参与者应有的最适当份额的边界。当私人选择与公共使用结合时，资源就遭受到了过度的使用；每个参与者的行为，都处于资源使用的相应边际，这就给共享资源群体中其他人的福利，造成了外在的不经济；如果通过他们自己的协议，集体地决定对私人的选择施加某些限制，则所有参与者的境况都将有所改善。
在这典型的例子中，将相关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潜在方法是，将共享资源分割给单独的使用者，用对特定被分配的资源份额的私有的或分离的财产权替代资源的共同使用。这一步骤意味着；
以明显的独立的私人使用为取向，在资源的使用上，取消所有的公共或联合。在典型的后私有化背景中，个人不再有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去过度扩大资源的使用；在修正后的私有财产权背景下，个人只是依据效用最大化的考量，以“最适宜”或者“最有效的”途径使用资源（财产），因为，任何对效率的背离，都对做出使用决定的人，直接和排他地强加了机会成本。
在私人所有权制下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与在资源共同使用之背景下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间的全部差异，可称为“社会租金”，它产生于私人财产权体制的制度化。形式上，这“租金”相当于霍布斯标本中的由和君主订立的契约生出的“租金”。这租金；一方面，衡量着私有财产权制度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衡量着君主制度的生产率。
然而，并置这两种人们熟悉的模型，似乎有些矛盾。共有资源的私有化表明，有效改革的方向，是增加个人独立（减小依赖），相反，与霍布斯式的君主订立契约的个人间的协议则表明，有效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共享君主制下的成员资格；来增加个人的依赖。在这里，表面的分歧，在于两种模型的重点不同。共有悲剧的比喻，主要关心的是向个人分配独立的排他权利、独立的私人领域。这种比喻会忽视（分配一旦完成）相互独立权利的实施问题。相比之下，无政府丛林的比喻；最初关心的是，个人独立要求权的实施和保护的必要，这些要求权被假定是确立于某种先在的“自然均衡”之中。分配问题本身，从概念上讲；处于与君主订立的契约之外，除非将它适用于因要求权之有效实施生出的租金。
两种模型的差异，在解释和规范的潜能方面，都很重要。霍布斯模型，在为强制的政治－法律秩序推演合法性理论而言，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种秩序源于参与该秩序的个人的最初协议；这种模型还表明，在权利的分配上，君主的政治权力受到个人的一套先在要求权的限制。相比之下，共有模型的解释力就不周全。依这种模型，私有财产权的捍卫，仅仅以效率标准为基础，而且这与实施问题也无直接关系。也许人们不必吃惊，这种模型似乎更投合现代福利经济学家的意气，他们总乐于假定，政治权力会仁慈行事。
在对共有资源的份额的独立个人要求权的定义上，共有模型依然非常模糊，从而，对于可被集体用来做出最初分割的基础标准，共有模型也同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