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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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经验表明：要想与美国合作，你就必须具有实力。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的软弱才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合作的愿望投向日本。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日本在本世纪 30 年代前曾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挤走了俄国人和美国人，但中国不应在亚太地区步日本排挤美国──与美国排挤中国一样都是非常不明智之举──的后尘。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 1972 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 70 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已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深受杜威学说影响的美国人是彻底的实力和现实主义者。尼克松在《 1999 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4＇ 但在中美谈判桌上，中国不想赢得更多的东西，中国只想保持住自已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本属于中国的海权利益。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已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70 年代启动的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 80 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 20 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与美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极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政府为中国长远利益所作的极具远见卓识的努力。但中国在为长远目标而作出上述努力的同时，也必须弄清中国近期目标所在：是为贸易或是为赢得时间，还是为取得美国在台湾和南沙及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最后一项选择在中对美军事实力处于较大弱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第二项选择与 80 年代比留给中国的余地已不多了。如果二三两项所获不多，而放弃第三项对中国也绝无可能，那么，第一项选择对中国又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中方在与美贸易上也一直处于极委屈求全的地位。问题是，中国作出这么大的让步之后，是否可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南沙乃至西藏问题立场的理解或至少像尼克松时代那样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合作呢？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进行认真和迅速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从近代中国经历的战争看，中国政府失败并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 ； 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这是不是说：中国应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呢？不，绝对不是。只要台湾不仅口头而且在行动上不走向事实独立（比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或与周边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军事联盟等），大陆方面将尽最大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海统一问题。但中国必须拥有随时可以动用有绝对把握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备不测。只有如此，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才能听起来掷地有声；只有如此，台海两岸才可能避免发生对后果无法负责的行动。
四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 1992 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 80 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 ＇5＇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已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虽然有几面的深刻），采取符合时代变化要求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有深刻的几面），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得以幸免于难；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即使有人性的伟大），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已（即使有伟大的人性）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就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而言，就难以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今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重复昨天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 20 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为不得罪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6＇ ，结果换来的是 1941 年日本对美国的轰炸；当太平洋战场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强吞其堂哥执政时结下的苦果：在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为了使中国抗战到底并与美国结盟，他顶着英苏的异议，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二战后，美苏出现冷战，处于顶峰期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自认可独霸世界，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又开始老病重犯： 50 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国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