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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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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占领中国首都北京,向清政府勒索巨款,并取得京、津一带驻兵权; 
  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租界权; 
  1914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攻陷青岛,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28年,在中国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并出兵济南,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酿成济南“五三惨案”; 
  1931年9月18日,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侵占整个东北。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硝烟冲天而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日本关东军以爆炸声为信号,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抢先杀进北大营,命令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1)
1931年9月18日,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从这一天起,东北人民度过了14年亡国奴的苦难生活。 
  从这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阶段。 
  国难当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口号声响遍中华大地。 
  国难当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日,保卫国土,还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妥协退让,甚至卖国投降,是不容回避的抉择。对待日寇侵略的态度,成为衡量国内各政界要人政治立场的基本标准。 
  人们都记得,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出兵助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被迫交出兵权,部队接受改编。张学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戴上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张学良到南京时,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二人并行检阅仪仗队,蒋、张成了把兄弟,宋美龄和于凤至成了干姐妹,蒋、张开始度政治蜜月。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华北和平津,他在北京顺承王府住了下来,吸毒、跳舞、逛戏园子,还住了三个月医院。东北防务空虚,给了日寇以可乘之机。 
  日寇入侵我国东北蓄谋已久,张学良是了解的,作为东北防务的负责人,他应该有所准备。但是,这时张学良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二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当时,东北的中国军队有19万人,而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加上从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总共也不过万人,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却把大好东北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张学良如何向国人交代: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呢? 
  原来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早在1931年7月,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侵华意向已充分显露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对日寇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8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张学良在国人的谴责声中,自觉有愧,但他已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他受到社会的谴责,被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当时的北平大学校长马君武写了两首《哀沈阳》的诗,讽刺张学良: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在当时广泛流传,诗中的赵四指赵一荻,朱五指前北洋政府###部长朱启钤的女儿。蝴蝶指著名影星胡蝶,当时正在北京拍外景,但是否和张学良一起跳舞,据说胡蝶本人否认有此事。事实是张学良当晚正在戏院看京剧。 
  9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回到南京,同国民党政要商讨对日方略,结论是“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向南京党员发表演说阐明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现实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戒,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2)
时令刚刚进入1933年,蒋介石正欲偕夫人宋美龄飞赴南昌,亲自指挥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役。侍卫副官蒋孝先急匆匆地敲门,持一封电报走进:“报告爷爷,张学良来电!”蒋介石漫不经心地接过电报展阅:“当1931年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求援,希望以此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娘希匹,半道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看来南昌之行又得往后推了。”蒋介石把电报摔在茶几上,自言自语地骂道。 
  “大令,张学良想要干什么?”宋美龄惊诧地问。 
  “张学良想当抗日的英雄!”蒋介石不无藐视地站起身来说,“他来电报报告说,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他要求率兵抵抗。” 
  “剿共”?抗日?张学良的电报给蒋介石出了个大难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就拟定了全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满洲国当然要包括热河省,热河省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地区,遂妄图“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长城抗战,这一次张学良的头脑是清醒了,态度也很坚决。东三省的沦陷,使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免去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受到国人的一致谴责,自己的良心也受到极大刺激。现在的局势很清楚,作为东北王,热河是最后一块领地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热河是华北的最前沿。无论为公为私,他都痛下决心,一定要拼个明白,不然的话,还有何面目去见国人。 
  而蒋介石此时心情很复杂,“剿共”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帜也不能丢,“九一八”、“一·二八”连串的教训,遭到国人的责骂,这次日寇进攻到长城脚下再找替罪羊,也无法向国人交代了。于是他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帜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虚张声势,“干打雷,不下雨”。他算定张学良抗战注定失败,那时,逼张下野,派亲信接管北平,则水到渠成。蒋介石又转烦恼为得意,挥舞着手臂,对宋美龄说:“夫人,又是一场好戏,走着瞧吧!” 
  长城抗战的结果为蒋介石所猜中,国民政府不供给弹药,这仗就没法打。冯玉祥、阎锡山与张学良结怨,西北军与晋军不听他的指挥。东北军实力太差,再加上部署失当,一些将领临阵脱逃,张的部下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所部本应最先尽守土之责,可是他的部队最先溃不成军。汤主席本人更是可恶,大敌当前,丢下军队不管,却征集大批军用汽车,为他转运私人财产和鸦片,未闻敌声即已逃离承德,躲进了天津租界。日军先头部队只100人,轻而易举地于3与4日进占承德。汤的行径不但为世人所耻笑,而且也使少帅蒙受了耻辱。 
  热河失陷,全国愤怒,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遭到猛烈攻击。蒋介石乘专机飞抵汉口,旋即改乘火车北到保定,约见张学良。 
  3月9日下午4时,蒋的专车到达保定,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迎接。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 
  蒋介石不待张开口,首先很严肃地向他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你慨然辞职,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张学良唯唯称是,说:“这次热河之变,我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 
  “汉卿,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你更首当其冲,正如两人同乘一条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3)
“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我早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此机会休息休息,蒋先生尽可不必烦思。” 
  “好的,好的……” 
  “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合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绝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进攻。”张学良还是说出了压在心底的话。 
  蒋闻张言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了不过十几分钟,蒋已有倦意,张即行退出。蒋连说:“汉卿啊,再见吧,再见吧!”并且视宋子文说:“子文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 
  蒋介石走后,东北军被改编,北平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长子张闾琪、秘书赵四小姐、外交秘书沈祖同夫妇,登上意大利邮船赴欧洲考察。 
  〖BT2〗3。推行不抵抗主义,压制民众抗日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暴露了它要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得失和南京政府的存亡着想,不得不作出最后之打算。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曾说:“在现在国难临头时期,横暴的日本,时时刻刻来压我们,东三省的土地、主权和行政,几乎完全在日本军力蹂躏之下,最近天津又发生暴动,背后的指使,是很明显。这样使全国人民天天在悲愤不安之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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