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张文木)-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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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13＇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15＇，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以及西班牙的失败以及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16＇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使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又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17＇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理论总结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18＇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19＇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拔除东亚之难局”＇20＇。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签订的条约，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中国稳定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亚洲稳定的责任。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法国在欧洲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同志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21＇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所不具有的天然传承于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二、国家扩张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与扩张国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国力的国家对撞，距离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扩张能力就越小
欧洲毕竟是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较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使得欧洲在崛起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空间。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欧洲内部大国之间近距离挤压而被抵消了的扩张力量。
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崛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又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这又更加压缩和抵消了欧洲的整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