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2-致命的狂欢-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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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祭文中“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腰俱绝”，“红绡帐里，公子情深”云云，就不知作何解释了）。
更有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在为秦可卿悼丧的日子里，秦钟居然与小尼智能儿混得得趣；宝玉居然有雅兴摸黑去“捉奸”，捉奸之后居然以秦钟的隐私相挟，到床上去“再慢慢儿的算帐”。作者底下用了一段暗示性话语了帐：“不知宝玉和秦钟如何算帐，未见真切，此系疑案，不敢创纂。”虽未明写，也够糟糕了。这行径与贾蓉他们在贾敬居丧期间调戏尤二姐、尤三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宝玉与蒋玉函也有“染”。阚铎《〈红楼梦〉抉微》中有怪论： 玉为宝玉之命根；玉函者，装玉之函也。可见在《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的风月故事是够丰富的，男色、女色皆略可与西门庆比美。有人考证曹氏原稿中宝玉沦为击柝之役，“贫穷难耐凄凉”的宝玉好似穷途末路中的陈敬济。这才真是“孽根祸胎”，足“戒妄动风月之情”，“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风月宝鉴》既继承了《金瓶梅》的长处：以一个家庭之琐事去写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未摆脱《金瓶梅》的短处：为戒妄动风月之情却将风月之情写滥了。用曹雪芹在第一回所批评的旧小说模式的话：“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移来批评他的旧稿《风月宝鉴》也是合适的。或许可以说他就是在批评旧我，他就是在小说美学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唯其有如此勇敢、如此彻底、如此明智的自我革命精神，曹雪芹才能完成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的飞跃，亦即从模仿《金瓶梅》到超越《金瓶梅》的飞跃。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不仅洗净了贾珍与秦可卿乱伦的风月故事，他还借警幻仙姑之口，将“淫”剥析出两个精神层次来：一为“皮肤滥淫”，只知道“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美女尽供我片时之趣兴”；二为“意淫”，为“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前者多被理解为指宝玉之外的淫鬼色魔，后者即为宝玉。其实若从发展眼光来看，前者或可指《风月宝鉴》中的宝玉，后者则为《红楼梦》中的宝玉。这样，宝玉的性格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与升华。他就由一个西门庆式的滥淫之徒，变成了“闺阁良友”。成为一个被世俗世界“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形象；被贾雨村视为“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被脂砚斋论为：“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同时作者又写进了众多“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性形象，创造了一个芳香净洁的女儿国——大观园。这就使全书之立意也有了根本性改变，由“戒妄动风月之情”到“大皆谈情”。这过程，有如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与玛丝洛娃的改造一样，是彻底改弦易辙式的。
这就是说，《红楼梦》正是曹雪芹在小说美学领域中的自我革命，从而超越《金瓶梅》的伟大成果。
《致命的狂欢》 《金瓶》壸奥，奥在何方曹雪芹在艺术上对《金瓶梅》的反拨（2）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前人也多有发现。就艺术创造而言，邱炜萲有云：“（《金瓶梅》）文笔拖沓懈怠，空灵变化不及《红楼梦》”（《五百洞天挥麈》）；哈斯宝则说：“《金瓶梅》中预言浮浅，《红楼梦》中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新译〈红楼梦〉》）。就艺术概括而言，杨懋建说：“《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用之，极力摹绘阀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梦华琐簿》）。就艺术境界而言，张其信说：“此书（指《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像而出之”（《〈红楼梦〉偶评》）；诸联在《红楼评梦》中也说：“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这些论述，都是可取之处。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金瓶梅》的作者既不见《三国》中的仁君贤相，也无望于《水浒》中的呼群保义，更找不到《西游》中美猴王，于是将愤世的锋芒插入玩世的刀鞘，虽将黑暗势力推上了因果报应的刀俎，也是以美来审丑，自己毕竟尚畏缩在宿命论的泥淖中裹足不前。曹雪芹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他所处时代中反拨出理想的诗情与光束，于萧瑟中觅春温，于死灭中寻火种，给假恶丑以抨击，给真善美以歌颂。因而同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金瓶梅》只是晚明社会的百丑图，《红楼梦》则是一支动人心弦的人生交响曲，从而登上了中国人情小说的光辉顶峰。
《致命的狂欢》 《金瓶》壸奥，奥在何方余论：《金瓶梅》与《儒林外史》（1）
《金瓶梅》影响所及自然远不止《红楼梦》。孙述宇有云：《金瓶梅》讽刺艺术，开《儒林外史》的先河（《〈金瓶梅〉的艺术》）。不想多言，只举两例，相信读者自能判断此论不虚。《金瓶梅》写西门庆的伙计的自吹自擂，自露其馅：
《儒林外史》书影
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 “学生不才，仗赖诸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谢汝慌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巳。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事儿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 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赞，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刚说在闹热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叫道，“韩大哥，你还在这里说什么，教我铺子里寻你不着！”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如此，（中略）这韩道国听了，大惊失色，口中只咂嘴，下边顿足，就要翅走。被张好问叫道：“韩老兄，你话还未尽，如何就去了”这韩道国举手道：“学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第三十三回）
《儒林外史》则几乎是如法炮制了严贡生的吹牛情节：
张乡绅道：“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虽不大喜欢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
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
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第四回）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自跋
我从小爱读小说，到“恋爱季节”才读到中国古代的“青春之歌”——《红楼梦》。我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期间的那段恋爱生活，毫无浪漫情调且以失败告终。苦闷之余，就钻进《红楼梦》，与宝玉们同苦同乐去了。书是从小镇上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借来的。那时我边看边抄录里面的诗词，后来在大学二年级时以此为底本在师友的协助下做了本《红楼梦诗词评注》，竟成了我治中国小说的起点。
我在大学上的是中文系，却无缘读到《金瓶梅》。第一次读《金瓶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游学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门下时的事。1982年寒假前从图书馆借了部所谓《古本金瓶梅》，带回家看了一个春节，勉强疗饥。
田晓菲称《金瓶梅》为“成人小说”，信哉斯言。但与《红楼梦》对读，我则主张以成人心态读《红楼梦》，以少小心态读《金瓶》；若是倒转过来，那你读了《红楼》就永远长不大，读了《金瓶》就被沧桑感堵住胸口，难有审美好奇心。理顺了就叫“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在南开时，我就拜读了宗一师振聋发聩的大作《试论〈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油印稿）和朱星先生启风气之先的《金瓶梅考证》，于是蠢蠢欲动，也想写点关于《金瓶梅》的文字。当我与学报编辑言及这一意向时，他善意地劝我缓行，说正在清理精神污染，别自找霉头吧。《金瓶梅》研究涉嫌“污染”么？未及细论，就去忙别的事了。而对《金瓶梅》研究动向的关注，我却从来没有懈怠过。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见到卢兴基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那令人耳目一新又让人疑窦重重的大作，才真正思索起《金瓶梅》的问题来：“新兴商人”说符合《金瓶梅》的文情与自宋到明的中国国情么？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读起了《金瓶梅》，同时对自宋到明的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大概是1995年清明前后，我推开手边所有的事，一鼓作气写了篇三万多字的长文《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与卢兴基的“新兴商人”说商榷。
长文撰讫，把卷迎风，如饮醇醪，快慰无如。但敝帚自珍之后很快陷入难以排解的郁闷之中。那就是拙文如我一样背运，在大陆若干大杂志间漂泊了两个年头无着落。于是我一方面在大陆拆整为零卖，一方面投寄海峡彼岸的《大陆杂志》。大陆先是《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发了一节，名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再就是山东济宁的朋友向我约稿，正好又给他一节，叫《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刊《济宁师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