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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5302-致命的狂欢-第4章

小说: 5302-致命的狂欢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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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民间阅读,我甚为信服舒芜关于《红楼梦》普通读者的界定: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读的本子,总是当时当地最通行最易得之本,解放以后大抵就是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程乙本校点加注的本子。他们买到——更多的是借到这样一套《红楼梦》,打开书来就急于看正文,前面的“出版说明”之类都懒得细看,甚至干脆跳过去不看。他们识字有限,文史知识更有限,对于《红楼梦》中大量的名物、典章、词语之类,本来应该勤翻注释,勤查词典;但是他们大抵不求甚解,能大致意会过去的就意会过去。除非遇到妙玉招待宝钗喝茶用的那个“瓟”,才不得不查查注释;有人连这也不查,从上下文猜想那是一种特别珍奇的杯子,也就差不多了。他们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当作同其他小说一样的小说来读。他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他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他们读了还要谈,边读就边谈,谈人,谈事,谈理,谈情,谈美丑,谈贤佞,谈聚散,谈恩仇,谈某事之原可圆成而叹其竟未圆成,谈某事之本难避免而幸其居然避免;甚至一个力主“娶妻当如薛宝钗”,一个坚持“知己唯求林黛玉”,争得面红耳赤,几以老拳相向。他们谈到这样的程度,态度当然是严肃的,是真正把《红楼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但是谈过就了,从未想到笔之于书,更不会把这些谈论自命为“红学”。舒芜《说梦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    
    如果将《红楼梦》置换成《金瓶梅》,《金瓶梅》的普通读者也大致如此。那么中国当代《金瓶梅》的普通读者到底有多大个阵营呢?据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的统计,“1949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三大系统(按,即词话本、绣像本、张评本等三大系统)、七种版本的《金瓶梅》”,“估计总印量在40,000册(按,当为‘部’)左右”。“而在日本,此一时期出版的日译本有17部,印数至少不低于50,000册,而在欧美各国,仅库恩译本及各种转译本便行销近20万册”(按,“册”都当为“部”)。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243页。此后十年,国外《金瓶梅》的印数估计增长有限,而国内却猛增到与国外总量持平,这是尚为保守的统计。也就是说,建国以来至今,通过各种渠道涌向普通读者手中的《金瓶梅》当不下20万部。平均每部书有三五个读者,那就一共有60万或100万个读者。    
    而同期“金学”专家学者的数目是多少呢?《金瓶梅》形象特殊,它的出版与研究在大陆都相对滞后。其研究的基本队伍中除少数坚定分子之外,多数是从“红学界”或别的什么界迁徙过来的。姑将历届参会者全视为“金学”专家学者以便统计。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记载,从1985年6月到2000年10月,大陆共召开了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以会议登记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与会人数有准确的统计。前者共到会619人,平均每次103人;后者共到会522人,平均每次130人。其实全国的“金学”会也有少数“外宾”参加,国际“金学”会的主体仍为“内宾”。“内宾”、“外宾”两者的差额显示,大陆“金学”队伍为一百来人,海外(包括港台地区)“金学”队伍三十来人。


《致命的狂欢》 题记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5)

    这就是说平均6000或10000个《金瓶梅》读者中有一个“金学”专家学者。这么一个结构比例,如舒芜所言,既说明专家学者是多么可贵的珍宝,又说明普通读者是多么巨大的存在。    
    小说读者学,如同戏曲观众学,是文学接受美学中的重头戏。不了解读者,对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是不可思议的。阿?托尔斯泰就主张作家写作时应心造一个读者群在眼前,以便有针对性地写作。而中国小说读者学,恰恰少有人问津,迄今无像样的著述出现。如何看待(或处理)专家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关系,堪称小说读者学的灵魂。对此,我仍愿借重舒芜的高论:     
    专门的小说研究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非有不可的。有了专门研究者,有了科学的专门研究,才能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零碎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变成系统的条理化的理论,指导读者更正确更深入更细致更开阔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去欣赏,去理解,去分析。有了专门研究者,才能代替和代表普通读者,去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审订版本,校勘文字,节省普通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替他们做大量的必需的而又为他们所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的事情。    
    但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都应该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因为,小说作者原来就是要诉诸一切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高级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所以小说研究者(本身是高级读者,同时又代表普通读者)除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歪曲原意、贻误读者的,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发,就是没有归宿到那里去。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读者的整体,既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务的对象,又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从的裁判。(《说梦录?自序》)    
    当然,也应允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如小说目录学、小说版本学之类的专门研究未必能面向普通读者。但舒芜所言小说读者学的原则是精彩而且可行的。若从这样一个读者学的视角,看《金瓶梅》学者解读的历史与现状,应是极为有意义的事。    
    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百年来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发表的《金瓶梅》研究论文1949篇。而且,这些专著与论文其中190部与1903篇见于1980年以后,堪称涌现。其猛增之速度,虽不敢说几令“红学”减价,至少在“红学”之侧确确实实耸立起一门“金学”,并“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可谓辉煌无比。    
    这辉煌之中的“金瓶”文字,有多少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与健康感受”接轨呢?普通读者最想了解的无疑是“金学”家们对作品文本的解读。宁宗一师曾一再呼吁,“金学”研究要回归文本。但“金学家”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文本的解读上下过工夫呢?吴敢风趣地称对《金瓶梅》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等的研究为“瓶外学”,对《金瓶梅》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等的研究为“瓶内学”。那么,“瓶外学”与“瓶内学”实际上成何比例呢?1980年以来“瓶内学”的专著15部,论文276篇,分别占1980年以来“金学”专著与论文的0。5%与14。5%。可见“瓶内学”天地过于狭窄,而“瓶外学”天地又似过于宽泛,两者的比例颇不协调。    
    徽州当地人认为《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花园,是以西溪南大盐商吴天行的“十二楼”为原型,并称“十二楼”遗存的假山,与书中写到的“藏春坞”很相像    
    “瓶外学”中第一个焦点是《金瓶梅》作者问题,有人称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二百来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被“研究史会编”著录的就有57人之多(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无论“瓶内学”还是“瓶外学”都离不开坚实的考证。对于坚实的考证,我从来就极为钦佩。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以三十多年的心血,著书十五六种来解《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之谜,将“瓶外学”做到了极致,全球难寻第二例,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与天下第一奇书相对应的传奇故事,已构成了“金瓶”文字中独特的风景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候选人“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更何况其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吴敢《〈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文汇报》2003。12。14。。新近徽州有人考证《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其科学性留待历史检验,这里不予评说。匪夷所思的是徽州地方据此斥巨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金瓶梅》本小说家言,作家的“白日梦”,何来遗址可言?徽州文化亮点何其多,又为何来凑这份虚热呢?    
    前不久,我在为朋友策划的《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一书所作短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    
    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地假设,没有小心地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 考据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戏的翻新。拙作《几回掩卷哭曹侯》,《是谁误解了红楼梦》卷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我的这段话是送给典型的“红外线”产品——刘心武的“秦学”的。    
    《金瓶梅》作者问题既是“哥德巴赫猜想”,若能解答自然与数学家陈景润一样功德无量。但若这是个无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则有请金学家们从“红外线”中吸取教训,将聪明才智投之于有益有趣的文本解读,让“瓶内学”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致命的狂欢》 题记临清——《金瓶梅》故事背景地

    说起“瓶内学”,我在欣喜其“百花齐放”之余,也有点遗憾。那就是有两个流行观念似不利于《金瓶梅》文本研究。其一,是卢兴基首倡的“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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