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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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还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当时为京师）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因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经纪人）要挟，于是国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为塌房，以贮商货。凡至南京客商，皆贮货于此，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于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
明朝新增商税税目有如下诸种：
1市肆门摊税。市肆门摊税，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当时，统治者认为钞法不通，是因为对客商所贮之货不征税及售货门市阻挠所致，于是便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不论官种或私种，一律征税，对塌房、库房、店舍等贮货者亦开始征税，骡驴车雇装载者，也征税。这些税收均须以钞缴纳。这种税，称门肆门摊税，或称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德四年，市肆门摊课钞推行于全国，税课增加了五倍。此后，这种以流通钞法为目的而课征的商税，更成为经常性的税目。
2钞关科。钞关税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钞法。所钞关税，即在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沿运河和沿江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设的关，称钞关。钞关初设时，只征钞，后来时或征银，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称船料或船钞。如遮阳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百料，收钞百贯，后减为六十贯。成化时，船料钱钞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银缴纳，每银五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一文。船钞税一般不税货，只税船，惟临清、北新兼收货税，其所榷本色钞、钱归于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归于太仓，以备边储。
3工关税。工关税，系由工部派官，在芜湖、荆州、杭州三关置抽分竹木局，设官抽分竹木，以其税充工部船舶营缮之用，故名工关税。后抽分局属户部，但仍由工部代营。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对像为客商贩运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税率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种不同而为等差。如柴草之属，一般三十分取一；黄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统时三十分取四，天顺时二十分取六，宪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
4商税杂敛。除上述三种主要税目外，尚有一些杂敛，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又有门税，即在京城九门征收通过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过坝税，即对通过淮安坝之米麦杂粮所征之税，税额为一石征银一厘，以充军饷。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运费一厘抽四五毫，叫脚抽。更从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钱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称斛抽。这些税征收数额甚微，但扰民滋甚。
明商税税额，弘治时课钞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余贯，折银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嘉靖时，课钞五千二百零六万八千余贯；万历以后，横征暴敛剧增，所征课钞不可胜数。
六、市舶课
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
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明代也设有市舶司，但只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
商舶的发展是在明后期万历年间。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刘尧海以船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于是制定海税禁约十七章。自此，唯不准去日本贩日货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诸国皆可。
征税的原则，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在今菲律宾）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
商船税课，万历四年为一万两，十一年为二万两，二十二年增为二万九千余两。
七、明后期工商税对人民的扰害及人民反抗矿盐、税监的斗争
明初的工商税政策有利工商业的发展，但当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统治者追求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工商业者和广大消费者，致使工商税制度日趋紊乱，对人民的扰害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矿税和商税，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严重阻滞了工商业的发展。
矿税之弊，源于太监领矿。英宗天顺时，曾派太监负责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银矿，宪宗成化中，开湖广金矿，“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神宗成历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开矿，太监四出，皆给关防，他们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时中官多横暴，而陈奉尤其。富家巨族则诬以资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皆私擅商税，罔利病民。神宗万历两宫三殿灾后，营建费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税，以充其费。万历二十六年设立榷税使，由太监担任，四出征税。“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抽税机构）。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当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 削焉。”
太监以开矿、征税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终于激起民变。万历时，民变事件各省均有，例如万历二十七年陈奉在荆州督税激起民变，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动，商民万余人将阿奉同党五、六人抛于江中；高淮在辽东督税，激起前卫屯军哗变及锦州松山军变；潘杨在江西为税监，激起景德镇窑工的反抗，烧毁官窑厂房；万历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税激起民变，又督闽粤矿税，再次激起民变；杨荣在云南领矿，激起民变，民众万人，将杨荣投入火中；万历二十八年蔚州矿工暴动，潮州民变；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杀死马堂的党羽三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参加斗争的有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些工商业者、中产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窑主也参加了这一行列。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节 赋税管理
一、赋税管理机构
明代仍为中央集权制财政，没有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但从中央到府、州、县都设有赋税管理机构。
（一）中央赋税管理机构
明中央赋税管理机构是户部，户部设尚书，主管天下户口、田赋、征役、盐政、钱谷、坑冶、关市等。明代不设丞相，户部直隶于皇帝，其属初设四个清吏司，即民部、度支、金部、仓部，后分十三清吏司，分管各省赋税，每清吏司下属民、度、金、仓四科。民部主管土地、户口、物产；度支部主管会计；金部主管天下渔盐、税课等工商税收；仓部主管两税的起运及仓库。
清吏司亦兼管两京、直隶贡赋，并各仓盐课，钞关。如山东清吏司代管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等。贵州清吏司代管都税司、正阳门、张家湾各宣课司，德胜门、定定门各税课司，崇文门分司，及临清、浒墅、九江、淮安、北新、扬州、河西务各钞关。广东清吏司代领关税等等。
（二）省、府、县赋税管理机构
1省的赋税管理机构
明设十三省，各省以承宣布政使司主管赋税。凡一省之赋役、钱谷，均由布政使司统管。
承宣布政使司下设都转运盐使司凡六司，即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主管盐课的征收和盐引的批验。都转运盐使司下设分司，分司辖各仓场盐课司。设盐课提举司凡七司，即四川、广东之海北、厦州之墨盐井、楚雄之白盐井、姚安之安宁和五井、大理之察罕脑儿、辽东。设市舶提举司凡三司，即福建、浙江、广东，主管海外诸番朝项市易之事。设茶马司，主管茶马交易之事。以上诸名义上虽分隶行省，但直接由中央控制，等于中央（户部）的派出机构。
应天府直隶中央，属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