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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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个开端不那么吉利，但确实有很多人通过拨打热线电话而得到了帮助，保住了他们的房子。但是，就在我们为利率重设问题大费一番周折之后，利率却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美联储开始大举降息。到2008年1月末，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中旬时的525％砍到了3％。

　　　　希望联盟受到了各方政治人士的批评。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拯救房主这个概念，尽管希望联盟并不动用公共资金。许多民主党人和支持提振房市的人又抱怨说我们做得还不够，但很多（来自立法者的）抱怨只是做做姿态罢了——直到2008年末，国会也没有对斥资预防房屋赎回权丧失现象的计划给予任何支持。

　　　　希望联盟并不完美，但我却把它视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就。政府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也会令整个社区一蹶不振，贬低仍在供房的那些房主们的房产价值，毁掉就业机会，引发一股下行旋涡。希望联盟工程帮助非常多的房主修改了贷款条件或通过再融资而转换成了固定利率贷款——单在2008年的最后3个月就有70万人之多，其中有超过一半是次级借款人。随着希望联盟的壮大，它囊括了手中掌握着90％的次级房贷的大批房贷服务商。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我们无力帮助那些有更严重的经济问题的人——比如失业者。随着信贷危机的延续，我开始担心消费信贷的放缓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衰退。由于对8月份的信贷风波心有余悸的投资者们不再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人们更难获得各种各样的贷款——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或教育贷款。银行在被迫将从前通过资产支持票据融资的那些贷款放到资产负债表上之后，突然之间开始吝啬于发放新的贷款。

　　　　在2007年的整个秋季，市场始终风声鹤唳，前景难料。9月中旬，英国房贷机构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向英格兰银行寻求紧急救援，激发了挤兑风潮。那时候，我刚巧已经安排好了几天之后的一次英法之旅。9月16日，我首先飞往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和他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注意到，这位法国领导人是从政治角度看待金融市场的。在他看来，政治领袖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公众的信心——而且，他把罪过都推到了评级机构的身上。

　　　　我不敢苟同。“评级机构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告诉萨科齐，“但很难说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他们。”

　　　　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萨科齐的正确之处：他意识到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知道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安抚大众。而且，评级机构确实需要改革。

　　　　总的来说，我所看到的法国总统是一个迷人而又极富幽默感的人。他拿许多曾经为政府工作的高盛领导人开起了玩笑，还说或许几年之后他也应该去高盛找份工作。我很想知道今天的他是怎么想的。

　　　　***

　　　　在整个夏天，美国大型银行的隐性杠杆所蕴藏的风险令我越来越担心。尽管像SIV这样的实体表面上不在资产负债表之列，但银行往往会通过备用信贷支持等方式与它们保持联系。在遭遇融资困境的时候，SIVs将被迫求助于它们的发起银行，或是廉价甩卖它们所持有的资产，这会大面积地伤害各种各样的市场参与者。

　　　　我要求鲍勃·斯蒂尔、托尼·瑞安和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为私人部门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他们所提交的计划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流动性增级管道（MasterLiquidityEnhancementConduit），简称MLEC。（这个名字有点拗口，所以媒体干脆称之为超级SIV。）

　　　　原理非常简单。私人银行要建立一个投资基金，从SIVs那里购买评级高但流动性低的资产。凭借最大型银行的明确支持和财政部的鼓励，MLEC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而融资。有了安稳的融资渠道可用于持有长期性证券，MLEC就可以阻止恐慌性的抛售，帮助市场回归更合理的价格，令现存的SIVs得以有条不紊地停业清算（winddown），继而恢复短期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只需将每一个人动员起来。

　　　　行业领袖们对这个计划的反应不尽相同。最终，在2007年10月15日，也就是在首次聚首之后的一个月，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宣布由它们和其他一些银行联手投入不低于750亿美元建立MLEC。但这一宣言却遭遇了媒体的质疑。批评者们预言这个计划永远也没法顺利实施，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银行依旧各自为战地处理自己的问题资产，要么把它们放入资产负债表，要么把它们卖掉。

　　　　坏消息堆积如山。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公布了第3季度的惨淡业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亏损或是利润的大幅降低，对第4季度作出了令人绝望的预测。在美国，美林是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大银行。10月24日，美林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季度亏损——23亿美元，不到1星期之后，CEO斯坦利·奥尼尔引咎辞职。接下来是花旗银行。11月4日，花旗宣布继上个月的59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之后，本月可能再度面临11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查克·普林斯随即默然下台。（到2007年末，约翰·塞恩将接替奥尼尔，维克拉姆·潘迪特则接替了普林斯。）

　　　　次日，也就是11月5日，惠誉评级（FitchRatings）宣布公司正在审查3A级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心由这些公司承保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证券（有许多以住宅抵押贷款为支持）会遭遇一波降级风潮。假如资产背后的保险不再可靠，那么银行就必然会因为减计这些资产的价值而遭受损失。随着交易者们押注于美联储会进一步猛烈降息的预期，美元贬值，欧元和英镑则创下了新高。

　　　　从危机开始的那一天，我就寄希望于银行能通过融资来增强自身在困难时期的防御力，许多银行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10月份，贝尔斯登与中国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达成了协议，约定两家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10亿美元。这将令中信证券掌握贝尔斯登6％的权益，并赋予它继续增持39％的期权。12月份，摩根士丹利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99％的权益，美林则宣布向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TemasekHoldings）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股权，外加追加购买6亿美元股票的期权。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6）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克己自治。10月份，雷曼兄弟和美国银行以惊人的171亿美元债务融资加上46亿美元过桥股权融资收购了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Archstone…SmithTrust），一家全国性的公寓楼物业投资和运营商。

　　　　就在这笔虚华的大交易宣告完成的同时，整个经济却在一步步滑向低谷。能源价格一飞冲天，油价逼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费者信心与新房销售率和房价一样节节下滑。美国，这台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耗尽能量。不稳定性将市场完全摧毁了：在11月1日至11月7日之间，道琼斯指数先是下跌362点，5天之后又上涨117点，继而又在最后一天下挫361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元的疲软。到11月中旬，美元相对欧元的价值已经比上一年下跌了14％，达到了1欧元兑146美元的水平。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那个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我分别飞往南非开普敦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提振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会议在这个时候召开真是恰逢其时。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因为它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占据了全球GDP的近75％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沟通并打消它们的疑虑。

　　　　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有幸在我的宾馆房间里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进了早餐，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二十国集团峰会代表们都住在开普敦郊外的一处叫做旺多姆酒店（HtelLeVendme）的休闲胜地，我的房间恰好俯瞰着大海和一片高尔夫球场，前一天我还忙里偷闲地到这个球场赏了一会儿鸟。一度，周小川和我还走到了阳台上去欣赏南非夏日清晨的壮美景色。

　　　　我一直在催促中国推进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进程，提高向外国竞争者的开放程度，但周小川现在告诉我，鉴于美国市场的混乱，中国不打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开放资本市场。但周告诉我，他坚信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将有所进展。

　　　　二十国集团会议后不久，我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正式会议之前，我和我的副幕僚长泰亚·史密斯（TaiyaSmith）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经历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数月谈判之后，泰亚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谈，以便让我作最后一把努力，促使中国提高外国人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上限。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不要再人为地维持人民币的弱势，理由是这种弱势货币阻挠了市场力量帮助完全依赖于廉价出口品的中国经济恢复平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归因于它的货币政策，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缺乏储蓄，正是这一点最终转化为我们庞大的进口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同步，其他一些贸易伙伴，特别是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也开始抱怨日益膨胀的贸易失衡。我再一次提出了我经常提出的观点：一种反映市场现实的货币是中国延续经济改革和进步的关键。这将缓解中国日渐增大的通胀压力，刺激国内市场的发展并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性。

　　　　吴仪直视着我对我说，她在这个时候对提高持股比例上限的事情无能为力。但她马上又接着说，我对货币问题的看法很有道理。

　　　　她对这一问题没再多说什么，但我已经知道，我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到华盛顿。我们在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以及打击非法采伐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我目睹人民币一路从2007年12月的1美元兑743元升值到了2008年7月中旬的681元。中国的突然转变不仅对中国有益，也有助于遏制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但对金融市场来说，坏消息依然在日复一日地堆积。11月中旬，美国银行和梅盛集团（LeggMason）宣布将斥资上亿美元向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支持，由于从SIVs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债务，这些基金元气大伤。尽管公众一直将货币市场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