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五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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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是抄袭〃，所以还要证明论断也是抄袭才算是铁证。我前面已说过，郭、钱二人史观大相径庭，二书宗旨也大异其趣，论断是绝无可能是〃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余氏自己就举了几个《批判》批驳《系年》的结论的例子，白先生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说明《批判》比《系年》高明。那么余氏所举的那些他认为属于连论断也抄袭的例子呢，我看可分为三类：一、余氏以为二书见解完全相同的，其实有所不同余氏自称他揭露郭沫若抄袭所用的方法是〃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其实是抄《批判》一、两段，再抄《系年》一、两段，不详加分析，就下抄袭的断言，颇有点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我们且举〃漆雕开〃一条为例。余氏在分别抄了两书后，诘问道：〃试看《十批判书》作者除了把《系年》中的资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经增加过半分新的资料吗？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袭用了钱先生的几项结论外又几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吗？这样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第96页）其实两书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详略有异，〃这样的抄袭〃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读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头疼、不愿仔细比较两书引文而被余氏的气势所吓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断言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一句一句地比较下去，即使手头无原文可对照，仅就余氏所引而言，就会发现《批判》并非没有增加半分新的资料，也并非不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形与刑通〃、〃盖啟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则启误为后，更转为后也。〃、〃这一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可能。〃、〃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这几点，就都是《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而如果我们熟悉余氏的文风，知道他引文省略的部分往往倒是关键之处，去查核原文，把那些省略处给补全，就会发现《批判》的新资料、新见解就更多了。比如在此处，《批判》有几句要读者特别注意的话：〃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第86页）作者一连说了两个〃注意〃，余氏却偏偏用省略号代替这一段，原因很简单：这是《系年》所无的新见解。至于《系年》中所引而《批判》未引的史料，余氏自然也是以省略号代替了。就这样，把不同之处剔除（还剔得不那么干净），而把相同之处列出，然后指出这是重新排列过的抄袭，用这样的论证法，自然可以证明任何两部相同题材的书抄袭！《批判》中举〃漆雕形残〃这一条，本来是用来说明〃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第87页），这样的意见，又岂是《系年》所能有的？
又，余氏说《批判》涉及当代学者的意见时，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指名道姓的，惟有对于钱，即使在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的名字，而称为〃有人〃、〃近时学者〃等，〃这正是作者有意攫取《系年》的研究成果为己有的证据。〃（第118页）但我们上引这一条，却正好有一个〃近时学者〃，不知何指（可能是指郭研究墨子的朋友杜守素），却不会是钱，足可见余氏的这一〃证据〃是多么薄弱得可笑了。也许这是他省略这段引文的另一原因？
二、两本书都袭用前人说法比如〃不韦非始皇之父〃条，《系年》已自己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前人已有这种说法，其论证就是把这几个例子列在一起而已，而余氏却仍把这当成《系年》的发现，《批判》也这么说，自然也就成了抄袭了，而且还是最严重的抄袭：〃更明显的是《系年》援据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十批判书》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决不是'巧合'了。〃（第112页）《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钱在《系年》自序中说：〃盖卷首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鲜。〃（第48页）但我们翻检考订孔门的第一卷（占全书五分之一），又何尝一一注明哪条史料、哪点论述是从哪位前贤那里得来的？
三、属于常识判断比如，〃荀子年十五之齐〃条，不过是《批判》中的一个小注（余氏连这种不起眼的注解都不放过，搜刮〃罪证〃到了这种地步！）。《批判》在正文中说荀子〃十五游学于齐〃，小注说〃此据《风俗通·窃通篇》，'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荀传》及刘向《序录》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见李斯相秦，'五十'失之过迟。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第218页）《系年》也断定该是十五，但它列举的三条理由，说的都是〃五十不得言游学〃，并未提到〃五十失之过早〃，然而余氏仍然断言郭抄袭：〃在这一条中，《十批判书》作者不过约钱氏的考证原文为足注而已〃（第99页）。其实这该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都说〃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张〃五十〃的倒有趣了，虽然胡适曾如此主张，但学界向来很少有人赞同的（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页）。其实远在钱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已指出《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系年》对晁只字不提，按余氏的标准，是不是也属抄袭？
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件〃抄袭〃公案。在二十年代陈源曾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如此回答道：〃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余氏对郭的抄袭指责，其实也大体属于〃汉后有唐，唐后有宋〃之类。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然而，统观余氏全文，可曾举出过哪怕是一个这样的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反倒是《批判》对史料的摘引，往往更完整也更准确。比如在〃漆雕开〃这一条，二书同引王充《论衡·本性篇》，《批判》不仅摘录较完整，而且在〃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一句引文无误（据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2月版第133页），《系年》按余文所引，则漏了〃在所养焉〃（第95页。查新近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个错漏已改正。）余氏自以为是最重要的铁证的、为此又写了一篇长长的跋语的，却偏偏是《系年》引文正确，而《批判》引文有误（即前面第二节提到的〃外有学堂〃一句）。按常理，这该是《批判》未照抄《系年》的铁证，然而余氏不仅仍然诬之为〃《系年》所引不误，《十批判书》抄《系年》时才出现了异文〃，而且更进一步推断〃这恐怕是他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而不能完全归之于抄袭时的匆忙和粗心了〃，乃至义愤填膺地斥责郭〃公然改易文句〃（第130页）。为了打倒政治、学术对手，〃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郭语，第506页）四前面提到，白寿彝先生在一九六一年写了《钱穆和考据学》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指责钱穆的《系年》剽窃的：〃首先，应该指出来的，是钱穆在书（按：指《系年》）里所表现的剽窃行为。他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他的第一个明证，是说田齐的世系，《纪年》比《史记》多了悼子及侯剡两代，跟《庄子》、《鬼谷子》、《孟子》、《国策》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四的。第二个明证是说《史记》误把梁惠王的后元年作为梁襄王元年，少算了十六年，不如《纪年》所记与《孟子》、《吕览》诸书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九的。其他三个明证，或指出《史记》所记魏文侯、魏武侯的年数短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史记》所记魏迁都大梁的年代迟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各国称王前后之与《史记》不同，这也都分别见于《义证》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九。这不只在论点上是剽窃《义证》的，并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窃《义证》的。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学步集》，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291页）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就算是郭沫若自己写了让白先生发表反唇相讥的吧，那也是钱门弟子奉师命（余氏跋语中自述：〃钱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十批判书》中论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和论断。但钱先生似乎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因此他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象。这才引起我仔细检查《十批判书》的兴趣。〃）（第121页），用了不知怎样的〃过分轻佻刻薄〃的话去招惹人家的，怪得了谁呢？
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虚，那么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读者应该是最有兴趣知道余氏是如何辩解的，然而余氏却不愿为恩师辩护了：〃我想我毋需为《先秦诸子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这已引在本书所收《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的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定本（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