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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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装簿邮俊；剐垂黄犊菔鞲场罚蛭饽恐杏小案场弊郑吞子媚铣臣意仔牛ㄗ肿由剑┒鹈扳鬃铀薄�1947、1948年间，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妇女》月刊写了些影剧评，也写过小说，以女性口吻，也就用个女性笔名“秦绣兰”。在一个学生刊物上写历史故事，署名“史镜”。后来几年用得多的是“梁汝怀”，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不知一路是否安全，常常临风怀想，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偶尔用它。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开辟副刊，每天一块版面，用稿量较大。那时强调政治性，提倡及时配合党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和国内外重大事件，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请作者撰写时，就由编辑自己突击完成，于是，杂文、散文、诗歌、小品、书评、影评、剧评，版面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完成任务放在首位，稿件质量先顾不上，署名更是变化多端。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区别，比如写政论性的杂文，就署“郑歌”、“戈松”（正面歌颂），“沈潭”（老生常谈），“纪青山”（想起前人“埋骨何须桑梓地，男儿到处有青山”的诗句），写散文用“杜若湘”，写诗用“江水”，写影剧书评就署“陈心”或者别的。除了涉及对外交往或国际题材的文章，一般不署“袁鹰”名字。有点私心，就是避免引起熟人闲话，批评我不用别人稿件，却常发表自己的东西。有时版面需要紧迫，临时赶写几百字应急，署名“林碧”（临时逼出的）、“凌世步”（临时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在1958年后“大跃进”年代常常发生，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处于狂乱状态，当报纸编辑、写诗作文的，自然也随波逐流，不在话下，浪潮过后，也就付之东流了。
近年参加《夏衍全集》的编辑工作，阅读文学卷和新闻时评卷时，就发现夏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用过的笔名不下一百余，世所罕见。抗日战争年代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几乎天天要写长到一两千字的大文章、短到三言两语的杂感。上海解放后在《新民晚报》写《灯下闲话》专栏，也是每天一篇，随手写下各种不同的署名。他说过自己笔名虽多，有个原则，就是有姓有名像个正经名字，很少用不通俗的怪字。笔名虽是小事，也应该有群众观点。此话我不止一次听老人说起过，因而时常引以为诫。
小 跋
我从1945年底在上海开始断断续续当了两三年报社记者和编辑，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就到《解放日报》工作，1953年初奉调北京入《人民日报》文艺部，直到1986年底离职， 至今仍在报社领取退休工资。除了十年动乱中在“牛棚”和“五七干校”先后占去些年月外，大半生都与笔墨剪刀糨糊为伴。
二十世纪是个伟大时代。我这样一个渺小平凡的人，能生在这个时代，亲历世纪的种种狂风骤雨，烈火严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一种机缘。吴祖光先生名言“生正逢辰”，我深有同感。报纸工作虽然还不能说完全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但也绝不是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何况多年来一直受到要当一名合格“驯服工具”的教育，战战兢兢，唯恐不够格。风起云飞、浪潮汹涌之时，报纸编辑必然在其中翻滚泅游，不仅躲避不了，而且要迎头赶上，争先恐后。做弄潮儿也罢，做吹鼓手也罢，反正都有你的一份。为它兴奋，为它苦恼；为它欢笑，为它哀伤；为它废寝忘食，用尽心思；为它受尽委屈，无处诉苦。酸甜苦辣咸涩百般滋味，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老来回首，才发现水流花谢，积淀下的岂止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几十年风云激荡中的社会变迁、民族命运，其中是非荣辱、明晦恩仇，反复思量，一言难尽。近年来随手记下一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相，一些可以咀嚼、值得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还有一些事未及写完，未及写清，以后也许还有机会。所谓“侧记”云云，无非是因为工作岗位带来多少优异于其他同行朋友的机会，未必有多大价值，或许能提供给研究当代历史和当代文坛的零碎资料，虽然不全面、不完整，却是真实的。
衷心感谢友人热心帮助，使它得以问世，也竭诚期待批评指正。
2006年6月炎炎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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