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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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达到“借尸还魂”的目的。有一点一直被忽略的是，当时的广播电台成了传播台湾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在禁止汉文汉字的情况下，广播电台由于负有对外宣传及向台湾民众普及日语、宣讲时事的任务，反倒是能够使用台湾话播出节目，其中穿插播送了台湾音乐。据统计，1942年播放42次、979小时，1943年播放271次、4171小时。这在日本歌谣和军国主义歌曲独霸传媒的年代，毋宁说是台湾音乐的一片世外桃源。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4）
在戏剧领域，1940年，皇民奉公会下设娱乐委员会，分戏剧、音乐、电影和其他4个娱乐分科。戏剧分科将原先的皇民化剧、改良剧和新剧等专业戏剧统改称为新剧（或岛民剧），将由青年团组织进行的宣传性戏剧称为青年剧。为了统一管理台湾的戏剧界，1942年在总督府情报部的指导下成立了台湾演剧协会，“目的在为岛民提供健全的娱乐活动，陶冶情操，进而推进岛民日本精神的昂扬及皇民化运动的进展，并促进民众对时局之透彻认识，谋求戏剧演出的改善和提高”。主要的活动有统制全岛剧团，指导剧本创作和演出，培养演员，招聘日本国内戏剧指导者，普及农村演出，研究台湾演艺情况，发行相关出版品等。随后成立了株式会社台湾兴行统制会社，将各地的剧本收拢检阅后，上报总督府保安课接受审查。在这一状况下，台湾戏剧界还是努力创造条件保存乡土艺术，譬如《台湾文学》集团就曾成立台湾乡土演剧研究会，还酝酿组织演艺会社。吕赫若与谢火炉合作的台湾映画株式会社也运作了一段时间。尤其是1943年5月3日正式成立厚生演剧研究会，成为日据末期台湾本地戏剧界的一件大事。针对殖民当局将日本内地军国主义色彩极浓的戏剧输入台湾及宣传皇民化的青年剧泛滥的现状，他们大声疾呼要尊重台湾的观众、尊重台湾的地方特色，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王井泉就这么说过：“在台湾树立国民演剧一事，应该针对台湾的特殊状况进行考察。原封不动地将内地的新剧搬到此地观众的面前，内地观众所能感知的一切，台湾观众能产生什么样的理解呢？难道没有检讨的余地吗？”在大力强化皇民化鼓噪的台湾，厚生演剧研究会声称“以创造属于纯正娱乐的演剧为目标” 石婉舜：《“厚生演剧研究会”初探》，《台湾史研究》第7卷第2期。，似乎有与皇民剧分庭抗礼的意思在里头。
遵循着以台湾和台湾人为本的理念，厚生演剧研究会组织演出了多部戏剧，如《从山上看街市的灯火》、《阉鸡》、《高砂馆》、《地热》等等，得到了空前的反响。这些剧中以台湾当地的故事为时代背景，到处展现台湾的风土人情，甚至洋溢着一些“汉文化”的情调。幕间厚生音乐会演奏的台湾民谣《六月田水》和《丢丢铜仔》，更是拨动了台下观众的心弦，据当事者的回忆，他们在台下都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起来。石婉舜：《“厚生演剧研究会”初探》，《台湾史研究》第7卷第2期。厚生演剧研究会的演出，被当时舆论称作“台湾新演剧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日据时期台湾的美术也经历了一个大的发展历程。1920年台湾画家黄土水以作品《蕃童》、《牧笛》入选东京帝国画展后，台湾的美术运动场开始在文化界异军突起。1927年台湾教育会主办了全岛台湾美术展，由于殖民当局的重视而盛况空前，台湾美术界有多人入选。但画展在台湾地方特色和台湾人民族性的展示上没什么大的突破，遭到民族运动者的批评，认为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是为生活而生活”。《台湾民报》称：“对此次美术展的旨趣期望甚高，然而展出的绘画却相当缺乏生活内容，与现实生活差距颇远，令人失望。”《台湾民报》昭和2年10月30日。但毕竟台湾的画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陆续入选帝国画展的还有陈澄波、陈植棋、廖继春、蓝荫鼎、张秋海等，非官方的绘画团体如二科会、春阳会、独立美展、槐树社等也有台湾画家的身影。甚至还有人参加了巴黎的绘画秋季沙龙，现身国际画坛。颜娟英：《一九三0年代美术与文学运动》，《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由于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强化而趋于恶化，主要的民族运动团体皆遭镇压。一些民族运动家开始尝试介入不怎么敏感的美术领域曲线开展民族抵抗斗争。自上海返台的张深切主张“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此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和发行《台湾文艺》即其表现之一。在美术界，颜水龙认为：“日人的缺点，是他们所画的画，多是要展览而画的，我们应该多画一些富有生活内容来表现作家的个性才是。”强调台湾人的特性而不是为能参加几次画展就沾沾自喜。1935年3月，台阳美术协会举办首回展出，在他们的绘画理论中，开始着力思考台湾绘画的民族性问题，陈澄波就这样说道：“我因在上海居住期间（1929～1933），获得研究中国画的机会。中国画中有许多好作品，其中我最欣赏倪云林、八大山人的作品。——近年的作品大致受这两位的影响。并有排斥西洋的意思，但东洋人也不必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洋画吧！——以东洋的色彩与东洋的感受来画出东洋风，岂不是很好吗？”有人评论说，“他以中国画取代西洋，也取代日本的洋画风，正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表现。”颜娟英：《一九三0年代美术与文学运动》，《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5）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也吸引了不少日本国内的文学家，他们到台湾采风创作，留下了不少的殖民文学作品，而殖民统治者为了宣扬殖民地施政的成功和政绩，也需要这些作家为自己鼓吹呐喊。台湾总督府就为此邀请了部分作家到台湾访问，以效仿朝鲜总督府通过作家作品在日本国内造成的对殖民地予以关注的积极反响。在日据时期的殖民主义作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大正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与中国著名作家田汉、郁达夫有较深的交往，并且十分关注鲁迅的作品，将其介绍到了日本。人们评价佐藤的作品是“诗与批判的共存”，充满“旅愁、幻想、异国情调”。《桥爪健和岛田谨二的评价》，见藤井省三《大正文学与殖民地台湾》，收入《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东京，1998。1920年他应在高雄开业牙医东熙市的约请到台湾游历，创作了反映台湾的小说《女诫扇绮谭》，对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给以深深的关怀。作品最初发表在1925年《女性》杂志5月号，第二年由第一书房发行单行本，1936年作品集《雾社》在东京由昭森社出版发行，《女诫扇绮谭》亦收入其中。在这部作品集及以后发表的小说《魔鸟》中，佐藤对殖民地原住民给予很大的同情，隐晦的批评了殖民当局的所谓“理蕃政策”，说出了同为殖民者的一些在台日本人不敢说的话。
佐藤春夫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和南方风情，引起了日本国内不少青年一代对台湾的关注和向往，如中村地平就是在他的作品影响下报考了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学校）来到台湾，并在台湾开始了自身的文学生涯。1941年发表了他的作品集《台湾小说集》（墨水书房，1941年9月），在后记中他写道：“南方乡愁、南方憧憬、对南方的爱，是我一身不变的。”他的作品《南方邮信》曾获得芥川文学奖提名。河原功：《中村地平的台湾体验——其作品与周边》，《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东京，1998，第94页。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大鹿野（1898～1959），其初期作品中有不少以台湾原住民为题材的作品，如《タシタカ动物园》、《蕃妇》、《野蛮人》、《欲望》、《山地的人们》、《森林》等等，并以《野蛮人》获“中央公论”奖从而奠定了其作家的地位。河原功：《大鹿野《野蛮人》的告发》，同上。
殖民文学是由殖民宗主国作家创作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新领土”的猎奇性的描写，向本国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新鲜的异国情调的画面。由于他们来自殖民宗主国国内，又大多是自由主义者，容易以较为超然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发现殖民主义的弊端和殖民地民众的苦楚，对殖民统治提出批评，对殖民地人民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这些殖民文学作品中的批评也只仅限于为改善殖民地统治提出期待，并没有否定殖民主义制度本身。
第九部分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1）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台湾是依据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台湾已经从中国的一个省变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马关条约》规定的两年选择期过后，台湾人也从中国人变成名分上的“日本臣民”，到祖国来定居或经商者，被称作台湾籍民，大陆人民到台湾，却称作华侨。再者，由于台湾为日本所占有，日本帝国主义获取了更加靠近南方的土地，南进政策进一步发展，台湾成为其对华南扩张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台湾将侵略势力伸向了南中国。
普遍认为，《马关条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台湾的割让，但条约的字面含义似乎有值得斟酌之处，《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成。其文曰：——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永远让于日本。”有学者认为此处所录条款中，清政府好像只是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及岛上的公属物件的权利让与日本，主权问题并未涉及。换句话说，清朝政府还没有彻底地出卖台湾、放弃台湾。张同新：《台湾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4。当然此说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在当时对此款条文也并未引起争议，并且丝毫不影响日本对台湾的接管，目前学术界亦仍暂以割让看待。
一割台初期的海峡两岸关系
台湾割让后，首当其冲的是统治者的更迭。日本殖民者向各国政府通报对台湾的占有，要求岛上的清政府机构、官员、军队等在一定的期限内撤离台湾。至于台湾人民则规定两年的选择期，两年内有权选择离开或是仍留居台湾，选择期到后留居台湾者，一律成为“日本臣民”。由于数百年的移民和开发，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已经转以台湾为定居地而视其为家乡故地了，除了一些大地主商人外，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身家财产都在台湾，没有舍家外迁的余地。因此，实际离开台湾的人数并不多，有人估计迁出者只有不到5000人。黄昭堂：《台湾总督府》，自由时代出版社，台北，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