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祖国第一节隐蔽酝酿,寻机待发-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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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多克达什逝世后，摆在渥巴锡这位年轻汗王面前的是，土尔扈特部落危机日益加剧，俄国政府再次利用汗位交替之机，对汗国高压控制不断加强，以达到完全制服土尔扈特这一强悍民族的目的。他们削去了汗对札尔固的领导权，在思想上，妄图让全体土尔扈特汗国人民放弃藏传佛教改信东正教，俄国政府穷兵黩武，连年在汗国征兵，最多一年达至8万，他们移民成千上万的哥萨克，来抢夺汗国人民的牧地，他们无理要求部落交出300个显贵名门子弟做人质，汗国人民一片惊呼之声“汗国的末日到了”。以渥巴锡为首的汗国首领们，经过认真思考，审时度势，终于下定了决心，大胆而又勇敢地为民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举行武装起义，重返祖国，以求民族生存。渥巴锡在１７６７年开始反复酝酿了东返祖国的计划，建立组织领导核心：其属下的领导成员主要有5人：1是策伯尔多尔济；2是舍楞；3是巴木巴尔；4是阿嘉库伦寺主持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5是达什敦多克。
　　　　策伯尔多尔济，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龄大，足智多谋，具有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是汗国札尔固首席，始终积极支持并宣传武装起义东返祖国的计划。他是仅次于渥巴锡策划东返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思想原来是反对渥巴锡承袭汗位的。当敦多克达什逝世后，自称是汗位的合法继承人，求助于俄国政府和敦多科夫家族的支持，俄国政府未满足他，敦多科夫家族一心想依附俄国，希望我国支持敦多科夫家族统治汗国，也视他为异己。求援受冷遇，使他看到只有渥巴锡才是可靠的同盟者，后积极协助渥巴锡。他以后成为渥巴锡发动起义的忠诚可靠的有力助手。
舍楞，是策划武装起义、东返祖国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他原属土尔扈特部，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的六世孙。舍楞的先祖没有跟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而是附牧伊犁境，为准噶尔属台吉（祁韵士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札萨克弼哩克图郡王舍楞列传》卷１０５，传８９）。１７５７年（乾隆十二年），他随阿睦尔撒纳反清作乱，兵败后退居博尔塔拉。次年，为清军副都统唐喀禄穷追，“使诈降计，诱唐喀禄赴营伏兵杀之，率部经喀喇玛玲逃窜俄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析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部入俄及归来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迫于清政府向俄国要求引渡，又投奔汗国。这时汗国由于俄高压政策，处于民族危机之中，他和部众对俄国大失所望，普遍不满，和渥巴锡策划东归。他对渥巴锡说：“不久前我才从准噶尔来，那里的道路和土地我都熟悉，现在那儿牧民较少，如能安全抵达，你在那可不受人欺。”由于渥巴锡也需要了解祖国情况的人，而且他是坚定的东归论者，他便成为渥巴锡汗另一个有力的同盟者。
　　　　巴木巴尔，是渥巴锡的堂弟，是朋楚克次支曾孙，他的兀鲁思仅次于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但其为人从容稳重、诚实守信，善于交友，消息灵通，没有和渥巴锡争夺汗权的野心，对渥巴锡十分忠诚。他是札尔固主管外交和联络方面的札尔固齐，并主管对东归收集情报，还主管汗国的保密保卫工作。他是渥巴锡武装起义东归祖国又一个有力的助手。
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阿嘉库伦寺的首席喇嘛，是书库尔岱青的三支五世孙，也是渥巴锡的又一个堂兄，负责祭祀和法纪的札尔固齐。他７岁时送到阿嘉库伦寺做满金，表现灵异，甚得洛桑六世主持喜爱，被派往西藏达赖喇嘛处学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学完主要经典后回到了土尔扈特汗国。后深得广大僧众的尊重，洛桑六世圆寂后，继任洛桑七世喇嘛。１６６９年４月，渥巴锡召集决策层领导人决定东返祖国，洛桑丹增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层都同意汗的意见，万不得已，他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断言”：“１７７０年１７７１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７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他适时传达断言，成为东返祖国又一个重要的动力，也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个亲密的朋友。
　　　　达什敦多克，是渥巴锡的又一位表兄，他的兀鲁思仅次于巴木巴尔。他是负责土尔扈特汗国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札尔固齐。他为人练达，善于筹划，处事深谋远虑，精细周到。他为了保证东归的物资供应，提前一年就制造许多精良的战车、幌车、武器和器具，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奶酪、肉干和军需品。他在极其隐蔽的环境下，领导他所在的“空格斯”兀鲁思，制造了大量的长矛、大刀、鸟铳和猎枪，为东归祖国做了物资上的充足的准备，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位亲密的战友。
利用矛盾，战胜告密：
　　　　汗国蒙古（包括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极少数封建王公在俄国的高压政策下，已完全东正教化，对俄国已俯首听命。还有的贵族和渥巴锡有矛盾，如和硕特部的札木杨与敦多克达什互娶对方的姊妹而联姻。札木杨在达那拉（敦多克达什之妹）死后，歧视所生之子色克色那。色克色那向表兄渥巴锡求援，遂引起札木杨的不满。札木杨他从１７６７年３月到１７６９年５月间，５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计划背叛俄国到中国去。然而札木杨和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人所共知，俄国政府认为，这是札木杨玩弄的权术（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５７页），根本不予相信。１７７０年秋，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维特梁卡，汗国召开了高层6人参加的绝密会议，并举行宣誓“离开俄国，东归祖国，１７７１年，武装起义”。并强调事情的成功在于保密，失败在于泄密，时机成熟才向汗国人民宣布具体的时间。
制造假象，麻痹敌人：
　　　　１７６９年３月间，在汗国曾任职的别克托夫截获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土尔扈特籍法官的，是法官的姐姐、原准噶尔贵族的妻子写的，信中说：“渥巴锡和舍楞打算迁移准噶尔。”（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２１５页，莫斯科，1967年版）这引起了别克托夫的不安，但他于１６６７年６月间已到阿斯特拉罕任职。他将此信转给主管汗国的基申斯科夫上校，上校根本不相信，认为是别克托夫制造混乱，排挤自己。而渥巴锡在１６６９年１月间至１７７０年底，应俄国政府之命，亲率土尔扈特骑兵２万人去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借此麻痹俄国当局。巧妙的计谋，致使在渥巴锡身边呆了3年的基申斯科夫什么也没有觉察到。１７７１年１月６日，渥巴锡从前线归来，写信给在外地过冬的基申斯科夫，告诉他“要集结军队，因和俄国敌对的哈萨克人要袭击汗国，汗国准备还击”，借以继续麻痹俄国当局。俄国当局虽然怀疑，并且派了１６名军人来劝阻，但是为时已晚。俄国政府堆起的民族压迫的干柴已经点燃，便形成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武装起义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