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光与影-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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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看出“七星诗社”的一个心理误区,即对诗人地位的过度提高因而导致诗人在语言上的“孤独”。他们仿佛是从宗教方面得到了灵感,认为诗歌也是一种宗教,一种只有诗人 (“教士”)才能传达个中奥秘的宗教,当然,提高诗人地位并赋之以“神圣”的色彩,这在宫廷诗人笼断诗坛的时候,的确具有一种反抗色彩。诗人不是帝王公侯的仆从,不是低级趣味的回声,而是负有使命的教士,传授一种宗教。
那么,根据这种精神宣言,法语文学(具体说来,“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当然,它决不是对古典的一种模仿,所以他们甚至喊出了应把翻译诗人逐出门外的口号 (见宣言第六章);然而,因为纯粹的法语形式还须经过“借用”一途,因而他们又不能不模仿。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特别形式的模仿:灵感的启发。杜·贝雷在《橄榄集》中谈到这种模仿时说:在阅读古书诗,应该细味古人的思想和情绪,把它们浸润于心灵深处,把它们融会而成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写作时,这些思想和情绪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出来,不加思索,更不用记忆。这种诗学仿佛就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一说的先声,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位湖畔派诗人的内心装的主要不是古希腊罗马,而是“自然”。
这篇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年,乔亚金就欲以其处女作 《橄榄集》证实这一诗学原则,然而,这部模仿罗伦萨诗人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却并没有遵循他自己的理论。为了解释这部诗集(橄榄“Olive”一词是他女友的名字Viole的重拼)为何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说这是因为Viole是一位罗马姑娘。
可是,罗马这座城市——乔亚金曾一度梦游于拉丁作家们笔下的“永恒的罗马”——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551年,即《橄榄集》问世的第二年,他随亲戚约翰·杜·贝雷到罗马,当他的私人秘书。罗马之行令他非常失望,双目所见,仍是一座肮脏而又破烂的城市;那儿,他认识了许多没有灵魂的人,那些行贿受贿、蝇营狗苟的人,还目睹了众多卑鄙下流的事。罗马之行使这位聋诗人发展了一种讽刺的才能,而《政客诗人》则是这种才能的集中体现。他的讥刺风格在于:他不骂人,他嘲笑人。
罗马废墟所暗示的昨盛今衰的宿命色彩在杜·贝雷心里也引起了某种时光易逝的感伤。在对罗马之行深感懊悔的同时,里昂作为一个怀乡的意象,常缠绕着他。童年的生活,利累的家园以及四野的风光,爱人的缠绵,悲伤的哀怨,——这些,就和他对自己身世的感叹一样,都成了他最优秀的抒情诗的主题。他后期的作品主要有:《罗马怀古集》、《悔恨集》以及《乡下把戏》。
他于1560年三十五岁时早夭。他的早逝对他的朋友龙萨来说,不啻一片巨大的阴影。他在孤零的晚年唱出的那些哀歌,使他成为法国诗坛数一数二的哀歌诗人。乔亚金的早夭使他没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没能长久左右“七星诗社”的方向 (如果这个诗社老是受着他的影响的话,那就可能成为一个模仿精神大于创作精神的团体)。他以一个伟大的诗学家的地位留诸文学史,作为“七星诗社”的理论之旗;而他的好友龙萨则实现了这种诗学理论,是“七星诗社”最优秀的诗人。
皮埃尔·德·龙萨 (Pierre de Ronsard)于 1524年 9月11日出生于旺多姆省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早年生活非常顺利,少年得志,见过世面。他的父亲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侍从官,而龙萨十二岁时也进宫当了侍从。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阿维农准备与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作战,龙萨随同父亲到了法国军营之中,当王太子的书僮。不巧的是,王太子不久暴卒。龙萨转而伺候国王的第二个儿子,奥雷昂公爵,即未来的享利二世。奥雷昂公爵把他转送给了苏格兰国王杰克·斯图亚特,在苏格兰住了两年。十六岁时重返法国,跟随外交使节拉扎尔·德·巴依夫(La Zare de Baif,其子安东尼后来成为龙萨的密友,亦属“七星诗社”。)以及威廉·杜·贝雷出访过弗兰德斯、德意志及意大利。
然而,这时,一场类似落到乔亚金头上的偶然事件打断了这位外交官的命运——他病倒了,病得非常厉害,以至痊愈以后,听觉仍难恢复。此后,他就成了一个聋子。那时他才十八岁,就被迫放弃了前途无量的政治生涯而转向内心的寻求。
拉扎尔虽是外交使节,却也酷爱学术,是位学者,非常赏识龙萨的才能。他让龙萨与安东尼一同受业于多拉,在他门下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久,多拉被任命为高克雷学院的校长,龙萨与巴依夫一同入校。他们的深厚的友谊是从这段求学时代开始的。他们同住一个宿舍,据说龙萨每天读书读至半夜时,就把巴依夫推醒,然后自己上床睡觉,巴依夫就读书读到天亮。
高克雷学院当时还有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直到社·贝雷由龙萨介绍进入了这个圈子后,才形成日后的“七星诗社”的正式组织。杜·贝雷署名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问世后,龙萨紧接着发表了《颂歌集》的前三部,从此名噪诗坛,成为诗坛巨擘。
当时正处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尽管龙萨对天主教与新教均无同情,可出于政治考虑,认为应该支持天主教(他是一位贵族),于是对日内瓦的“伪君子” (新教徒)有所贬词,因而受到新教徒们的非难。他的诗名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达到了顶峰,受到法国宫廷以及众多人士的一致推崇。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末以后,他的显名才黯淡下去,可一直没被忘掉。他于1585年12月27日辞世,享年六十一岁。
龙萨的诗作很多。《颂歌集》(前三部)是对古希腊诗人品达的模仿,而这些诗作咏唱的却是几个但丁式的故事。第一部注明献给一位名叫卡商达的意大利少女,龙萨当宫廷仆从时曾遇见过她几次,次年,卡商达下嫁了别人,龙萨从此不曾再见到她。第二部献给了一位年轻的牧羊女子,龙萨是在乡间遇见她的。而第三部,献给了一位聪明而又漂亮的少女。这些都是不结果实的爱情的模式。这些“少女”是否实有其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以某种独特的气质赋予诗歌一种悲伤情调,这给法国的爱情诗带来了严肃的气氛。当然,这不是说,龙萨把爱情处理成了超脱尘间的情感了。他象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赞美俗世的快乐及性感的享受。此后他的诗集相继问世。主要诗集有:《加桑德情歌》、《玛丽情歌》、《赞美诗》、《法兰西亚德》及《给爱兰娜的十四行诗》。
龙萨的情诗采用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的形式,可是主题却有宿命的色彩:
不要蔑视爱情!生活吧,要抓住每一瞬间,趁青春尚在,采摘人生的玫瑰,不要错过时光。
宿命的色彩在大自然的光芒下却消散得无影无踪。这里,龙萨显示出泛神论的倾向。在他看来,自然的形式 (包括生命的形式)千变万化,变动不居,可是物质本身却是永恒不灭的。我们在龙萨的诗作中甚至可以读到“物质不灭”定律的文学版本:
塔尔别平原将会有高山耸起,昔日的火山,明日也许是辽阔的牧场,原来浪花四溅的地方亦将风拂禾苗,沙沙作响,物质永恒不灭,只有形式变幻无常。
人生 (物质的一种形式)的短促与自然(物自身)的永恒,这之间的宿命色彩最终导致及时行乐的倾向。龙萨诗作中的悲剧性的情调,应从这个永恒的冲突中去寻找,这是悲观哲学对于人生投下的浓重的阴影。不过,荒诞感并未阻碍行动的意志,只是给他抹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西西弗斯推着巨石走上山顶,可又命中注定地听其再次滚落山底,这个加缪阐述的神话,龙萨早已作出类似的阐述,只是,他选择的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巧合的是,加缪也曾选择这位盗火者作为存在主义的一个说明。假若下面几行诗句事先不注明出自谁的手笔,读者肯定会以为它们是现代诗人的呢:
我向往那没有障碍的地方,我爱自由,甚于捕获俘虏,象普罗米修斯一样,我在苦难中煎熬,走完的路,希望能重新再走,我的命运虽然早已注定,但我仍要向不可能的东西企求。
龙萨的哲学倾向很浓,这使他的诗作有时显出哲学的痕迹。这与他在高克雷学院的饱学有关。他在诗人的心灵之外,还有一副学者的头脑。他的一些诗作便透露了诗艺与学术之间的微妙的冲突。学术有时候阴碍了诗情的自然流露(灵感),可又赋予他的诗作一种悲剧的精神氛围,大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感觉。龙萨生前曾是名声远播的诗人,可他死后,几个世纪遗忘了他。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他才被酷爱自然的浪漫派们再次“发现”。现在,一部法国文学史若不谈到龙萨,那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八、蒙田
十六世纪有一位常在自己山庄的散步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自问“Qnesais-je?”(“我知道什么?”)的哲学家。他对自己的描述如下:身材不甚魁梧,中等偏矮,体型结实;脸颊不丰,不过天庭饱满,面部的表情介于春风与愁容之间;性情则不急不徐。当然,这仅仅是一张临摹的素描,他对自己的描述可要详尽得多,以至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对水自赏的自恋者呢。
不过,他常常问的那句“Qne sais-je?”则充满了怀疑论的色彩,是对“自身”的怀疑。他把自己看作开向世界的一个窗子,只有洞悉自己,才能掌握真实的知识。他说:“我描写的就是我。我自己就是我的书的题目。”在另一处,他还写道:“世人的视线都是向着前面的,我却把我的眼光翻过来,望里面。”这大概就是他的方法论。
柏克在他的研究著作《蒙田》里,把蒙田称为“一位早产的现代人物”。他是在说蒙田思想里的一些现代性,例如他的自省方法类似于心理分析,他对那时尚未成其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的研究,他的怀疑论,等等。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生于1533年2月28日,原姓埃康,后以祖产的名字改姓为蒙田。这处产业(蒙田山庄)位于裴黎哥德境内,是座古老的城堡建筑,四周绿荫环绕。城堡围着高大的围墙,站在远处,就能望见城堡的塔楼,它的三楼就是蒙田的书房,几个狭长的窗子俯瞰整个平原。
这座山庄是蒙田的曾祖于1477年购置的。曾祖以及祖父两代,均为商人,直到父亲彼得·埃康,才弃商从政,任裴黎葛法院的顾问,并兼波尔多市的市长,还一度随法兰西军队到过意大利。
蒙田的早年是在山庄度过的。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他的教育,给他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