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批判法轮功增刊-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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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特色的“党棍”、“文化特务”，从暗地里组织的用打电话、发大量电子邮件的方式对我进行骚扰变成了公布我的电话号码、住址公开号召对我进行骚扰、恫吓，使得我的亲人朋友对我的人身安全很担心。这样的组织，挂着“民主”、“人权”的招牌，和法轮功挂着“真善忍”的招牌一样，是专门用来恶心大家的。
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也应该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轮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好人王莽与法轮功
凯 文
读了方舟子《法轮功九解剖－“好人”的牌坊》一文，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有名的“好人”，那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
王莽算得上是比法轮功早二千年就悟到了“真、善、忍”三字的巨大力量。先说这“忍”字。王莽出身世家。他的弟兄们都因门庭显贵，非常的骄奢浮华。他却节俭恭敬，像个穷秀才一样。而且官作得越大，越谦恭。他为了讨好有权势的伯父大将军王风，在王风病重期间，亲自守在病榻侍病。史书说他：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也就是说几个月都不更衣洗澡。这样的忍功，不知哪位法轮功的信徒有修到。果然，王风临死前交代太后（王风的姐姐）要照顾王莽。
王莽行善作好事可远超过“不在地上扔纸屑”。他曾经为读书人盖了一万间宿舍，使得天下学子感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中国的读书人就是受不了别人为他们作好事）。有一次，朝庭赏给王莽一处田产，王莽苦谢不受。人民上书求王莽受田的，竞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史书上如此精确，可见此事极为隆重）。中国当时的人口不超过五千万，拥戴王莽的人数比例绝对多于法轮功“李大师”的“一亿”徒众。这四十八万多人上书的声势也一定强过用万人包围中南海，不久朝庭就下令王莽受田，而且还另外赏给他一个“安汉公”的称号。王莽在当时可是个大大的好人。
比起小学毕业的“李大师”，王莽可是有一些真材实学，而且替他抬轿的也有许多大有学问的人（巧得很，那时也叫博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刘歆。这人可是当时文化界的旗手，他为了替王莽造势，竞然胡乱窜改经文，把中国的上古史搞的一蹋胡涂，到现在也理不清楚，很多事情我们今天也只好将错就错（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
王莽篡权以后，就不再节俭了，反而事事铺张。又大搞迷信，一切复古。辟如说礼书《周官》里有“六宫”和“九嫔，世妇，女御”一班妃妾，他也要安九个嫔人，二十七个美人，八十一个御人。他给中国人的祖先加了很多先皇先王，又把自己的功德排在这些人之上。只不过他没说自己是可以穿墙走壁的神，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否则哪天一位宠姬高兴要他表演一番，他就会有我们今天“李大师”的尴尬。
王莽的统治不久就搞得饥荒遍地，叛军四起。那些当年上书的人一定心里在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最为好笑的是王莽的四十万人的大军在昆阳被刘秀的只有六千人的兵马打得大败，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闻。王莽没有神通广大的法轮功，只好又祭起他的迷信法宝，带了群臣到郊外举行哭天大典。但哭了也没用，不久就被人砍了头。
王莽篡权在政治上像是一场闹剧，但却给国运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汉朝从武帝到元帝，与匈奴打了近百年的仗，国家与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汉朝利用军事与外交，控制了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才取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的胜利。王莽上台后却一改对外政策，把边疆诸国一律削王为侯，致使西域大乱，汉朝又失去了对其的控制。历史已证明，中国的和平稳定，新疆极其重要。
法轮功练习者包围中南海“不乱扔纸屑”，是他们的斗争策略，是要从道德的高姿态上博得大众的同情，与“好人好事”无关。这种技巧，任何下三流的政治家都会玩。王莽地下有知，更会笑死。即使法轮功练习者做再多的好事，也抵消不了他们诋毁科学，散布迷信，阻碍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大恶”。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也谈〃好人〃
Ｚ。Ｙ
李洪志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好人。每每读到这样的字眼，我不禁有一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恶心，也有一种悲哀。
我不能否认，修练法轮功的人中，的确有很多不错的人，像我就认识某某大学负责传功的一个研究生，人很单纯，很和善。只是当他提及“师傅要比父母亲的多”时，我才没敢和他深交。而且，大多数练法轮功的人也是抱着一种从善无门的目的，从而相信法轮功，沉迷于法轮？但是，能够由此就得出结论：我们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好人吗？
好人是能够自己封给自己的吗？
不练法轮功的人又能在好人，和好人中的好人之外找到什么称呼呢？是不是所有练法轮功的人都好呢？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李洪志的好坏问题，虽然我对他的陡然暴富以及在美乐不思蜀感到迷惑。我只是想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我经历的实例。
大学时一个室友，人葛的一塌糊涂，整天想的就是有人要杀他，他应如何先下手为强。后来修练法轮功，人越发的葛。整日谁都不理，冷眼看鸡虫。一日忽发奇想，要拉我们入会，在遭到拒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名言：“到时候天降大火，我会在法轮保护下，看你们在火中挣扎，号叫，我将仰天长笑的”。我想，这也许是他练法轮功的真正目的吧。
我想大多来美国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和一些基督徒打交道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是“好”得不能理解。但他们从没说过，我们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好人，相反，倒依然认为自己是罪人。我想对比一下基督徒，李洪志以及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好人中的好人的人，不应该感到脸上发烧吗？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冒牌、科学工作者与老百姓
泽 熙
近来翻了翻旧报纸，一个词老在面前晃荡，这就是“冒牌”。试举几例：
《广州日报》：三冒牌“书法家”到干休所乱写几个字索要五百元。事后查明，所谓“书法家”全是冒牌货、骗子！（04/05/1999）。开的什么玩笑？
《电脑日报》新闻：“烟花工厂”被译为“妓女工厂”。冒牌翻译的笑话？
《中国青年报》：福建惠安县先后从湖南引进四百七十一名教师，竟发现冒牌者达一百七十名之多。不仅“文凭”是假的，就连“干部档案”也是假的。岂不误人子弟？
《中国消费者报》（4月6日）：北京市场上销售的“黄花鱼”，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是冒牌货，实际上是用黄色素化了妆的“黄姑鱼”和非国产的“黄金鳍（鱼或）。如此以次充优！
《广州日报》：东莞某镇一肮脏厂房竟生产卫生巾，现场查获冒牌“护舒宝”、“安乐”等品牌价值四十万元（11/27/1997）。这般混迹市场！报道的冒牌之多，真是俯拾即是：冒牌彩电、冒牌手表、冒牌电池、冒牌皮具、冒牌影碟，冒牌手机、冒牌洗衣粉、冒牌服装、冒牌化肥，等等，有名有姓；甚至连吃的也不例外：冒牌鱼翅、麦片、茶叶、食盐、药品、烟、酒，等等，不一而足。
不知读者是否和我一样，有过切肤之痛呢？谁不愿意购得真品？面对如此众多的假冒名牌，老百姓不禁要说上一声：“道德沦丧”、“坑害消费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消费者”是否也应该提高一下识别冒牌的能力呢？
然而，科学的冒牌就更不那么容易识别了。难道科学也有冒牌？是的。不妨举一个例子：
一九九七年，索可（AlanSokal）对所谓“后现代派”发起的另一场攻势就是与比利时的同人Bricmont联合出版的《知识冒牌》一书。他们批判了法国“后现代”哲学对科学的胡言乱语：“谈论了一大堆科学理论，至多，只有一点模糊的了解”。其中列举的例证有：法国显赫心理分析大师Lacan胡乱套用数学术语；知名女士Kristeva滥用完全不理解的科学词汇来装点诗作；当代哲学家Deleuze的作品阔谈科学，其实逻辑混乱；专栏作家Baudrillard行文冗繁，夸夸其谈却没有要旨，如此等等（英国《卫报》1997年10月1日）。
书中还写道，这些“后现代”哲学家们，如Deleuze、Irigaray和Deleuze，应用的科学和数学概念，不仅别人不知所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陶醉在（科学的）词汇里，完全漠视了它们的含义。”大概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望文生义、不懂装懂之辈了。“总之，Irigaray根本不懂得物理和数学在流体力学中的性质。”对于这一类冒牌的“知识”、冒牌的“学术”和冒牌的“科学”，老百姓是否也要说上一声：“道德沦丧”、“坑害消费者”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普通“消费者”是否也具有如此的鉴别能力？恐怕不能，或许不全能。甚至连隔行的科学家也不一定可以全然识别。这就需要有人出来管“闲事”，辨别正品和赝品，保护“消费者”。
索可大概称得上是这样一位管“闲事”的科学工作者。三年前的“索可事件”，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这位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对后现代思潮的关注，来自于这股“新思潮”正把学生从莎士比亚引向流行的文化，并自称为等同于物理学的“科学研究”。游戏玩到了颠覆科学？“是可忍，孰不可忍？”索可所做的，就是貌似遵循了学术游戏的规则，以迎合后现代派的心理。他决定测试一下后现代人士那些含混不清的思维习惯：“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拴在自己的话上”。
美国人文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就是那些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纷纷跳出来指责科学的“霸道”，美其名曰“文化研究”。一九九六年，索可在颇具文化权威的《社会文本》上发表的那篇类似后现代学风的《跨越边界：通向量子重力学的转换诠释学》，不仅标题玄夸，而且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参考文献达一百多条，引文二百三十多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所谓“证明”不过是拉扯了权威人士的“名言”、胡编乱造而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网页：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
在索可看来，与其彻底地驳斥那些对科学的责难，不如把疑问带到“文化研究”可信度的本身。索可对科学的捍卫，以其独特的方式，暴露了后现代派的所谓“新潮”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当文章付印之时，索可在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试验：“一个文化研究的领衔杂志可能会发表一篇荒谬的文章，如果这篇文章看上去还不错，并且迎合了编辑者的口味”。结果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