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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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点点头：“嗯，有道理。”
孟子接着说：“你们齐国人不是有句谚语吗，叫‘靠智慧不如靠运气，靠锄头不如靠天气。’也就是说，形势比人强。周文王那时候形势不好，做事不容易，可现在不同了，时机已经到了，要想一统天下可就容易多了。夏、商、周三朝最鼎盛的时候，国土也没超过方圆千里，可现在齐国的土地就已经在方圆千里之上了，而且人口也多，所以呢，国土也不用再扩张了，老百姓也不用再招徕了，靠现在的底子就足够一统天下了。”
公孙丑又点点头：“嗯，果然在理。”
孟子接着说：“理还不止这些呢。天下都乱了这么久了，可是一统天下的大英雄却还没出现，这不正常啊，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苛政折磨得这么厉害的。你要知道，人饿极了连屎都吃——”
公孙丑连忙插嘴说：“老师，您说的那是狗。”
“哦，”孟子连忙改口，“人饿极了连树皮都吃，人渴极了连尿都喝。孔子还说过，道德的传播速度比邮局投递杂志还快——”（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公孙丑心说：“我订的《齐国国家地理》都十二月了才收到六月那期，里边还做着避暑胜地的广告呢。”
孟子接着说：“现在天下老百姓的心态，就是人饿极了、渴极了时候的心态，只要有齐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实行仁政，那就是解民于倒悬，比起周文王时代事半功倍。”（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
孟子在这一节的结尾处一连为我们创造了两个重要成语，一个是“解民于倒悬”，一个是“事半功倍”，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都还常用这两个成语呢。
孟子这一番话，听上去满是那么回事。至于仁政可行与否，我在“梁惠王篇”中已经讲了很多，不再赘述。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关于“时机”的说法。
“时机”这个东西，从远古一直被人们感慨到现在。“梁惠王篇”篇里我详细介绍过梁武帝，毛泽东曾经用两句诗来评价梁武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原本是唐朝诗人罗隐评价诸葛亮的。这是英雄式的对“时机”的感慨——时机一到的时候，天地万物全在帮你，绊一跤都能捡个钱包，可如果运气一过，吃豆腐都能把牙崩了。其实，写这两句诗的罗隐虽然是写诸葛亮，其实很可能是自伤自怜——他自己就一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也算个有名的才子，可科举考试总也考不上，落魄得很。说件他的趣事，有次他路过钟陵，见到了十几年前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名叫云英的妓女。久别重逢，云英一看，这不是十几年前的大牛人罗隐么！云英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问了一句：“十多年不见，怎么你还是白丁啊？”罗隐心里这个气啊，好啊，你寒碜我，那我也寒碜寒碜你，当下作诗一首：“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就是臭文人的阴损，意思是：我考试确实考了十几年都没考中，丢死人了，可你做妓女也做了十几年了，怎么也还没从良啊？噢，咱俩可能都是一路货，谁也别说谁！
抛开阴损不谈，罗隐确实诗写得好，才气也足，脑筋也快，可就是走霉运，考试考了半辈子，就是考不上。所以他一咏叹诸葛亮，自然羡慕人家当年“时来天地皆同力”，跟着也由人家后来的遭遇感怀到自己，于是乎“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的“时来”和“运去”还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怀的层面上，“时”与“运”的意义可远远不止于此。其实呢，时也好，运也好，好日子什么时候来，掐掐指头是能算出来的。
怎么算呢？
李敖夸自己的白话文是“五百年来前三名”；我们看评书中的智囊型高人，比如诸葛亮、刘伯温、徐茂公，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和你同姓，你们会套近乎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谁想过没有，为什么都是“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年？
——后来人是说“五百年”说顺嘴了，其实这个“五百年”还真是有出处的，“五百年”代表着一个历史周期，这个话头儿在《孟子》里就能找到，《孟子》后文会详细来说，但现在便已经出现苗头了：讲什么时机已到，讲什么一统天下的人很久都不出现了所以不正常之类的话，等我们看到后文孟子来讲“五百年”规律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可不是随便一说的，这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周期的，并且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历史发展周期说”可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说法，这又涉及到讲“梁惠王篇”时一再强调的问题——流变。历史周期的说法越来越复杂，被羼杂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五行、八卦什么的，最后神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般人的心态是，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是容易相信，就像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医生的字你全都认识，医生写的话你全能看懂，那你就会对这个医生的水平产生怀疑了。孟子讲历史周期，讲历史的时来运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历史感悟，而后人把这一思想发展起来那就了不得了，无限神秘。
历史既然存在周期，那相应的，也就一定可以由这个周期来预测未来。像《三国演义》里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既阐释了规律，也可以作为预测，这倒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孟子这时候感慨的其实也正是“分久必合”，可他在发愁这个“合”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啊？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预测是没有任何量化标准的，到底什么时候“合”，一百年也是它，三百年也是它，而且还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得“合”，只能说“合”的可能性似乎稍微比“不合”多些。中国人容易相信诸如循环、周期、预测这些概念，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认为历史是线性的，是一条道走到底的。与孟子同时代的邹衍已经把历史周期的理论给系统化了，这可给了儒家后学不少的借鉴，没谱儿的说法越来越多，余绪流入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各种算命理论。而算命先生们往前给自己找祖师爷，竟然也会找到了大儒身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算命先生找到的这位大儒祖师爷，就是宋代理学大师邵雍邵康节，是理学的五位祖师爷之一，曾经从祀过孔子的。邵康节很好学，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用一种看上去比较神秘的体系写了一部《皇极经世》。对这个书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些印象。——有一本被很多人推崇，也流传很广的书叫《了凡四训》，是明朝一个叫袁了凡的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人积德行善的。袁了凡说自己年轻时遇见过一位高人孔先生，断命如神，把自己的命运详细批了一遍，详细到以后考试会考什么成绩，做官做多大，工资多高，反正是把种种细枝末节的事都推算得非常具体，后来呢，真是惊人，居然没有一个预测是错误的。读过《了凡四训》的人应该都对这一段印象很深，这位孔先生之所以这么神，就因为他“得邵子皇极数正传”。通行的权威讲本说，这个“邵子”就是邵康节，这个“皇极数”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
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邵康节在大众心中也确实是一位算命大师的形象，他精通《易经》，是很多算命先生的祖师爷，他那部《皇极经世》是一部集算命学之大成的天书。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邵康节要是知道自己被当成算命大师了，非得气死不可，人家是儒家大师，是宋朝理学的五位宗师之一，读书人到庙里拜孔子的时候都得顺便拜拜他，人家可不是在北京天桥混的。邵康节精通《易经》，这不假，可儒家手里的《易经》并不是算命书，朱熹也很精通《易经》，也很精通邵康节研究的易学，也很推崇邵康节，但朱熹就没被人当成过算命大师。《皇极经世》也根本就不是一本算命书，甚至完全跟算命没关系，大体来说，那是邵康节用自己一套特殊系统编纂的历史年表，现代历史专家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来确定古史纪年的时候，有时也要参考一下这本书。邵康节确实用八卦辅助推演过历史周期，想理出一个历史发展体系出来，但他这些东西既没能准确说明过去，也更加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以，民间传说中的邵康节和真实的邵康节之间的差异就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真实的诸葛亮之间的差异，民间传说中的《皇极经世》和真实的《皇极经世》之间的差异也就类似于《诸葛神算》和诸葛亮真实著作之间的差异。——余绪流传不止于此，风水里面有所谓的“三元九运”一派，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多说一句，这个《皇极经世》从书名就能大体知道它不是个算命的玩意儿，而且，我们正好顺便复习一下孟子刚才提到的商朝贤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箕子。
书名中的“皇极”是个什么东西？读书如果不求甚解就容易被蒙过去了，这个“皇极”出自孟子经常引经据典的那两本经典中的《尚书》。当年，商纣王暴虐无道，用人分不清好坏，把孟子刚刚称赞过的这位箕子给关起来了。后来武王伐纣，灭了商朝，知道箕子是个贤人，就从牢里把他放了出来。过了两年，周武王来看箕子，问了一个很使箕子难堪的问题：“商朝为什么灭亡？”箕子心说：“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么！”到底是自家丑事，箕子不愿意说，周武王也不好逼问，就转而问他上天安民之道。“上天安民之道嘛，”箕子说，“一共有九大原则。”
周武王赶紧把史官叫进来：“箕子老师要发表重要讲话，快给我好好记下来。”
史官赶紧做记录，而这“九大原则”用文言的说法就是“洪范九畴”，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经典（至于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是箕子说的，这倒真不一定）。
箕子说：“当年鲧治水的时候乱搞一气，上天生气了，不把九大原则（洪范九畴）授给他，天下就乱成一锅粥。后来鲧完蛋了，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干得很成功，后来又管理万民，也很勤奋，上天一高兴，就把九大原则授给了他，从此治国有了方法，天下便安定了。”
上天安民这九大原则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告诉各位，这当中的第五项原则叫做“建用皇极”，看到了吧，邵康节《皇极经世书》的“皇极”就是出自这里。那么，什么是“皇极”呢？很简单，就是君王的行事法则。箕子对此有具体解释，诸如君王要以身作则，给大臣们做出好表率，大臣们不能结党营私，大家都要走正路，不要走斜路，等等，对这些法则呢，要广泛宣传，要在全国大力掀起学习皇极思想的热潮，让大臣们都以皇极思想指导工作，乃至屠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