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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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缺少枪枝的袁文才送去一百条枪。袁文才大受感动，立即撤去埋伏防变的人枪，杀猪宰羊招待毛泽东。在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何长工等真诚耐心的帮助下，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很快被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这对秋收起义的队伍能够站住脚和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就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这样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和军队将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革命军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这种消极的转移，逐步变成了在敌人统治的边缘建立红色政权，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积极战略进取。
在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也没有采用过去一切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他是中国古代绿林豪杰和当地农军领袖同敌人“打圈子”等战术中，逐步悟化出一套适合那时敌我力量对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1928年4月迎回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建立起红四军后，毛泽东就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这成为红军作战原则的基础，就是运用这一战术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同优势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四军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了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为粉碎湘赣敌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又运用这一原则，做出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敌后方赣南、闽西挺进，“围魏救赵”，牵制敌人，粉碎其“会剿”的决策。在他和朱德率领下，红四军“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础。
仗越打越大，红军越打越多。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按照“撤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五天两仗，歼敌一万多，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干净利落地粉碎了蒋介石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五个月后，1931年5月16至31日，各路红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失打弱敌，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由江西富田福建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接着，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军，在8月上旬到9月中旬，打了六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1万4千余枝，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统率的30万嫡系部队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使得“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麾下的红军，也由刚到井冈山时的不足一千人壮大到3万多人。
这一幕幕“漫天飞雪，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毛泽东历历在目。每念及此，顿生无限的豪迈和感慨。
正当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整套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的挑战。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和培养过的
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中央根据地。同时，他们也把苏联的一套套建党、建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搬到了中国苏区。特别是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后，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去了中央代表团等“钦差”和干部，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张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城，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各个都是“科班”出身，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又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他们显得更具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由于他们大多是以贯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代表身份出现，似乎就更不容置疑和抗拒。而事实他们的理论指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他们一到苏区，就以高高在上的领导口吻说：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①接着又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毛泽东是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和中央苏区（毛泽东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1日至6日的赣南会议（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们就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旦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毛泽东素以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而著称。他那种“不信邪”的勇气，常为世人赞叹。但也不尽如此。请看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教训时的一席后：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紊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当年毛泽东在讲这席话时，可能不无懊侮之意。但也许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在1931年面对手持中央和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左”倾错误执行者，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疑虑和畏缩，他坚信自己在四年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了做法是对的。
1932年1月，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提出要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旗帜鲜明地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果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攻打馈州严重受挫。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局领导继续贯彻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方针，指出攻打赣州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0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心城市，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不对的。他主张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这实际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同城市中心论的一次交锋，苏区中央局自然不会听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分为中、西两路行动。毛泽东随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前进。途中，毛泽东说服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指挥中路军改向闽西发展。苏区中央局终于接受这一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指挥东路军占龙岩。攻克漳州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16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在漳州筹款100多万元。
攻漳州获胜，打赣州受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这更坚定了毛泽东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决心，也大大激怒了“左”倾冒险主义者。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一份长电，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毛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与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这份电报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出公开反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号令。
毛泽东没有被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所压服，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和总司令朱德从战场实际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在乐安、宜黄、甫非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为第四次反“围剿”设计了一张战略蓝图，后来的四次围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计发展。
然而，这一训令却引起中央局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于10月1日电示前方：“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接着，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议的焦点是第四次反“围剿”应取什么方针，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采取毛泽东主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呢？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操持下，批评了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做法，指责毛泽东和朱德颁发的9月26日《训令》是“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会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中央局领导人提出：前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以便前方战争领导“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养病。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探望、安慰，毛泽东坦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周恩来正式被任命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没有完全听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七万红军，连战连捷。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枪，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