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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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不同意见，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会理会议集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彭德怀。会议开始，张闻天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针对林彪所谓“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错误意见，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他还说，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对林彪的信，彭德怀也表示了态度。他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①
关于与林彪信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后来写道：“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有林彪写给中央写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①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指出，林彪的活动，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与组织路线上都是机会主义的。会议一致认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会议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①《彭德怀自述》第199页。
①《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
会理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批评了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对实现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战胜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彝族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于5月16日从会理出发北进。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500公里。从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帯ń裨轿鳎┑酱笫鞅ざ珊樱园妒歉涣郑ń窈涸矗馐亲哐虐病⒊啥嫉拇舐罚涣硪惶跏蔷崮⒋笄拧⑼衔诘桨菜吵。馐且惶跸站獒男÷罚乙妥寰劬忧＝槭卸虾炀刈叩谝惶趼罚蚨驯χ氐悴渴鹪诟涣址较颉！�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一师一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力政委；第二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二师五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两支先遣队均经越西向大树保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沪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一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玉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日凌晨，红一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一团和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红五团则继续经越西北进，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这次红军改道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充分体现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实事求是、主动创造的精神，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一贯的民主作风。将师协和、机动专行，团结一致，集思广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要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最重要的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去由于汉族统治阶级对彝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彝民对国民党军极端仇恨，国戾党军通过彝族区时，必须大队人马，一团以下人员通过，即被缴械。彝汉民族隔阂很深。
为顺利通过彝族区，1935年5月20日，毛泽东召集冕宁地下党的廖志高、黄映龙、陈荣檀等了解彝族的情况，他指出：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拦阻，后面是薛岳追兵，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那就是通过彝族区，所以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毛泽东要求先遣队对彝族风俗习惯进行调查，并对红军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朱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详细说明了党对彝族同胞的政策。刘伯承、聂荣臻、左权、刘亚楼亲自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教育，然后率两支先遣队分路前进。
部队在行进中不时受到彝民的袭击，有的同志负了伤。第一先遣队工兵连进入彝族区后，全部武器、工具均被彝民抢走，衣服全被扒光。消息传来，各部队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都来向毛泽东和红军总部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指示说：“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准打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又说：“早晨，刘伯承总参谋长带领的先遣队已进入彝族区。他是四川人，又带了通司（翻译）。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
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成友好。”他告诫说：“目前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会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这样，彝民不但不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顺利通过彝族区争取时间，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抢先渡过大渡河。”①
毛泽东又亲自对战士们进行教育，他说：“四川的彝族人和广西的苗族人都一样，他们都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们也最痛恨白军。可是他们对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弟兄，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白军的压迫。”又说：“我们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
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支等，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彝族同胞。还要求每个指战员也给彝族同胞准备一件礼物。
在冕宁，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与总部请来的一位彝族通司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位彝族同胞30多岁，头缠厚厚的灰布，上披一件披肩，下穿宽大的裤子，打着赤脚，长得非常剽悍，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朱德、刘伯承与他亲切握手，并叫他“老根”（即“老乡”）时，他放声开怀大笑。毛泽东了解彝民酷爱喝酒，就让拿酒来给他喝，他毫不推辞，把大碗白酒一饮而尽。一边喝酒，毛、朱、刘一边对他讲红军的政策，讲红军反对军阀，北上抗日，借彝民区通过的道理。这位彝族同胞认真听讲，频频点头，豪爽地说：“皮娃子的事格老子去说通，大军不要放在心上，你们会‘龙快，过去的。”这样，这位彝族同胞成为红军通过彝族区的得力通司。
在冕宁，毛泽东亲自对彝族上层人士进行争取说服工作。请来当地彝族头人沽基达涅，与他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彝族区各方面的情况。沽基达涅详细他说明这一带的地理民情，从冕宁到大渡河各个彝族家支及其头人沽基小叶丹、沽基洛莫子、罗洪作一、罗洪点都等人情况。毛泽东对他具体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上坑日的主张，沽基达涅很快理解红军的主张并表示同情。毛泽东赠送给他一份礼品，并委托他与彝族家支四位头人联系，把红军的礼品分别转送给这四个彝族首领。
党的民族政策真灵。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后，经过肖华、冯文彬等的努力和通司的协助，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沽基小叶丹，在一个清水地塘名叫袁居海子的地方，按照彝族习惯，杀公鸡饮血，结拜金兰之盟。当晚，刘伯承设宴款待小叶丹等人，刘伯承把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其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第二天，刘伯承送了10支步枪给小叶丹，小叶丹把他的坐骑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
对于彝族其他家支，红军也同样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通过彝族区的道路畅通了。在小叶丹的四叔的陪同下，刘、聂率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主力也安全地全部通过彝族区，来到了大渡河畔。
大渡桥横铁索寒
大渡河，是混江的支流，古名俄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是1863年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72年后的1935年5月，中央红军也来到了这个历史上出名的地方。
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一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勇敢机智的斗争，胜利地到达大树堡。在这里，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敌人主力牢牢地吸引在富林一线，为红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约15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察。了解到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守敌有两个连，只有一条船，其余船只均被毁坏或抢走。渡口对岸有敌人一个团，团主力在下游15里处，该团韩槐阶营驻在紧对岸，与南岸恶霸地主、国民党24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共同负责安顺场渡口的防务。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正向大渡河前进，大喜过望。因为他相信石达开失败的历史必会重演，红军一定会做“石达开第二”为了“确保河防，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