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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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午餐以后，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工场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晒一晒卜拉班城艳丽的阳光。多数的日子，我会在铁丝网旁边找一块地方，躺在温暖的地面上睡觉（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点名了）。阵阵的凉风会把集中营周围农场上那些清香的夏天气息吹过来；有时我也会梦见卡莱与我手携手地在乡村小道上散步。
黄昏六点时，又会再点一次名，然后大家排队归回自己睡觉的营房。碧茜时常都会站在营房门口等我。每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好像已过了一个礼拜一样的长久，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话要互相倾诉。
“你知道，那个坐在我旁边的比利时男女吗？他们今天中午订婚了！”
“希瑰夫人——那一位孙女被带到德国去了的太太——她今天邀请我与她一同祷告。”
有一天碧茜的新闻真正地影响到我们。“今天一个从欧米罗来的女子转到我们缝纫组来了。当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她说：‘又是一个！’”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柯丽，你记得我们被捕的那一天，我们钟表铺来了一个人？那天你病了，我得去弄醒你。”
我当然记得很清楚。我记得那对浮游不定的眼睛，和肚子里那股不安的感觉，那显然不是来自发高烧的缘故。
“显然全欧米罗的人都认识他。他从德军占领荷兰的第一天起，便替纳粹秘密警察工作。他检举了这位妇人的两个弟兄，告诉敌方他们在为反抗军工作；最后又检举了这个妇人和她的丈夫。”当欧米罗的人终于起来对付他的时候，他便到哈林市来，与魏灵士和甘田合伙，狼狈为奸。他名叫傅格源。
那个名字立即在我心中激起一团怒火。我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几个钟头，躺在医院的走廊上，孤单一人，且又神智昏迷。又想到我们的地下工作必须突然停止。还想到余玛莉如何在街上走路时被捕了去。我晓得如果当时傅格源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杀掉他。
碧茜从套裤底下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过来给我，但我摇摇头拒绝了。在白天，碧茜保存着这本小圣经，因为在她的营房里比我在工厂里有更多的机会读圣经、并教导别人圣经上的话。晚间在我们的叠架床旁，我们举行秘密的祷告会，人通常都是挤得满满的。
“碧茜，今晚你领祷告会，我头痛。”
其实我不仅头痛，一想到那个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的人，我全身都感到痛楚。那夜我睡不着。第二天在工场里，对周围的谈话也是听而不闻。到了周末的时候，我的心灵与身体都达到极其憔悴的地步，以致巫曼先生在我的桌旁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对了。
“不对？是的，有一件事十分不对！”我把二月那一天上午所发生的事尽情地倾诉。我心里迫切地想要把傅格源如何出卖自己国家的事告诉巫曼先生，也告诉荷兰全国的人。
但一直令我不解的是碧茜的态度。她受过我所受一切的痛苦，然而她心中却似乎没有一点烈怒的重负。一天夜里，我晓得我的辗转反侧，必然也使她睡不着，（当时，我们三个人共睡一张小床，本来就很拥挤的集中营，如今更挤了，因为每天都有新来的囚犯。）我低声说：“碧茜！你对傅格源的座位完全无动于衷吗？他不令你难受吗？”
“柯丽呵！是的，我当然难受。自从我又听到他的名字后，我便极难受——每次想到他，我就不得不为他祷告。他现在必然十分痛苦！”
有很长的时间，我默默地在这间巨大阴沉的营房中躺着。耳中听着数百名妇女的鼾声和小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心中不禁十分烦躁。我似乎觉得，我这位与我共度一生的姊姊必然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她是不是想以温柔的方式告诉我，我自己与傅格源一样有罪？我岂不是与他一样在无所不见的神面前同样都犯了杀人罪吗？因为我用我的心和我的舌头杀了他。
我面向那粗糙的被褥，低声祷告说：“主耶稣，我饶恕傅格源，正如我需要祢的饶恕一样。我大大地陷害了他。如今我求祢赐福给他和他的家人……”那一夜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位出卖我们的人的名字以来，仍能睡得十分香甜的一夜，直睡到第二日清晨起床号响了才醒过来。
****
武德营的日子是好坏参半，早上点名的时间通常都很长。只要有人轻触营规，例如哪一个囚犯晚间点名时迟到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全营的人都要被罚在早上四点，甚至有时三点就要起床点名，并且要被罚站立直到我们腰酸背痛，腿脚抽筋为止。但夏天的空气很暖，凌晨雀鸟的鸣唱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生气。慢慢在东方，会有一轮红日徐徐升起，把卜拉班的天空照得鲜艳夺目。碧茜和我总不自禁地互相紧握着手，默默欣赏这大自然中的美丽奇景。
五点半，我们吃黑面包，喝那又热又苦的“咖啡”，然后大家排队到各人的工作场所去工作。我颇喜欢通往腓立斯工厂的那段路。其中的一段，我们是沿着一个小树林走，中间只有一片铁丝网隔着。树林那边，晨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如一粒粒的珍珠，真是美丽极了！我们也必须经过一段男人集中营的地带。我们这一组中，很多人会伸长了颈项，蹬着脚跟，想在一排排剃了光头，穿着条纹套裤的男人群中，认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来。
这又是武德营里的另一个矛盾：我每天都为能重新与人群为伍而献上感谢。但是我在被单独监禁时所不曾认识的是，当你与人群在一起时，你也必须分担他们的忧伤。我们大家都与那些有丈夫关在武德营中的女人一同受苦。在男营那边，刑罚要比这里重；常常听到有枪毙的事。每天一排的枪声，就要引起一阵焦虑的耳语：这次又是多少人呢？被枪毙的又是谁呢？
坐在我旁边工作椅上的妇人，乃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她名叫傅露。她和她丈夫被捕之前，已经设法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料。但她日夜思念着他们，又为她丈夫担忧，因他患有肺病。他在腓立斯工厂旁边的绳索部门工作。每天中午他们设法隔着铁丝网交换几句话。虽然她在九月要生第三个孩子，但她仍每天都把早餐的面包留下来，到中午与丈夫会面时，穿过铁丝网传给他。我觉得她瘦得可怕，尤其对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有好几次我把我早餐的面包分一点给她，但她把这一点也留下来给她的丈夫。
尽管我们有忧伤和焦虑——在那里没有人没有这两样的——但在腓立斯工厂里也有喜笑的时候。有时有人出来扮演那位大模大样、傲慢无礼的陆军少尉。有时我们做捉迷藏的游戏。当一个人哼起一首歌时，也会有人此起彼伏地随声附和，直到——
“厚云——厚云！”这个信号可能由任何一个面向窗口的座位发出来。这幢营房建筑在腓立斯场地的正中，任何一位管理营地的官员要到工厂里来，他一定要横过一段空旷的地带。信号一发出，顷刻之间，各人便会各归各位，唯一剩下的响声就是无线电机器零件发出的叮当声。
一天上午，当大家正忙着传递暗号时，一个身手十分敏捷的女监工踏进门来。她向里面望了一眼，异常愤怒，面色涨红，真像“厚云”一样。她尖声大骂，闹了足足一刻钟，然后罚我们中午不准到外面去散步。这事以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中立的信号：“十五”。
“我装好了十五个针盘！”
在漫长炽热的下午，嬉戏和谈话慢慢停止，大家各自坐下凝思。我在桌旁刻下月日直到九月一日。这日子并非是官方定下的日子。傅露夫人偶然一次说及，通常犯了偷窃粮食配给证的犯人，刑罚是六个月。如果那是我们的罪状的话，加上我们在舒城监狱的刑罚，那么九月一号该是我们开释的日子！
一天晚上，我以胜利的语气，宣告八月已经过了一半时，碧茜警告我说：“柯丽！我们不能肯定。”
我心中有一个感觉，这个日子对碧茜而言，并无关紧要。我望着她坐在小床上，赶在熄灯前，为我缝好套裤上的一条裂缝，就像当年她在贝雅古屋的餐厅中，坐在灯下为我们缝补完全一样。碧茜的坐姿也十分特别。看来她好像是坐在一张高背椅上，而前面脚下铺着的是地毯，而不是坐在一张铁床上，脚底踩着光秃秃的松木地板。当我们到此后的第一个星期，碧茜已经在她的套裤上安了额外的扣子，这样她好将领口在她喉头扣紧。只要把这件事办好，我感到她已经能心满意足地住在武德营，为那些从未听过圣经里面的话的人读圣经，正如她在贝雅古屋的小走廊上为那些饥饿的人分派热汤一样乐意。
至于我自己；我则一天过一天，更迫切地等待九月一号的来临。
****
但忽然之间，我们好像不必再等那么久了。谣言纷纷，爱玲公主的军队已经到了法国境内，正向比利时进军。这一旅军队乃是在荷兰抗战五日之后，撤往英国的荷兰军队的一部分。如今他们正前来收复失地。
那些守卫显得十分紧张。点名的时间更是令人受罪。那些年老和病了的犯人，只要在点名时来得稍微慢点，便遭受无情的殴打，甚至“红灯队”也开始受惩戒。这些年轻女子通常是囚犯中唯一能享受特别优待的一群人。她们多数都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妓女。她们入狱不是因为她们的职业——卖淫当时被誉为一种爱国行动——乃是因为她们给德国士兵们传染性病。通常在男守卫面前，她们总是表现一种大胆而轻佻的态度。但如今连她们也得排在笔直的队伍里，罚站好几个钟点。
枪毙囚犯的枪声也愈来愈常听到了。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已过，回工厂的铃声响了起来，但傅露夫人没有出现。从明亮的阳光下回到光线不足的工厂里，通常总要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才能适应过来。慢慢地我看见那一大块黑面包仍留在她的空位上。她的丈夫不在了，留下的面包也没有人吃了。
在希望与恐怖中，我们一天又一天的等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谣言之中。有时人们谣传荷兰的反攻部队已经越过荷兰的边界。后来又传说反攻部队给消灭了。也有人说反攻部队一直没有登陆。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床边秘密祷告会的女人，如今也都靠拢前来，要求从圣经中获得异兆和预言。
九月一号的早上，傅露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但只活了四个钟头。
几天以后，我们给远处的爆炸声惊醒了。离点名哨声响起的时间还有很久，但全营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在床榻间摸黑转来转去。会不会是炸弹呢？还是炮声？反攻部队必然已经抵达卜拉班城了。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来到武德营！
守卫们来到以后，他们的疾言厉色与出言威吓都没有吓到我们。人人归心似箭。每个人都在谈她回家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碧茜说：“家中所有的盆景必然都死光了。但我可以从娜莉那边再移植一些过来！我们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