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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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到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是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感兴趣，我的GMAIT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哈佛经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选择哈佛，一是因为进哈佛难，二是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数学性强，而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了。“说实话，我在哈佛并不感到舒服，我不会为了拉关系而有意识地进行社交，也不欣赏别人的这种品质。哈佛里这种人不少，评分本来应该完全根据实绩，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数是因为善于讨好教授或者认识什么人。有人连实例也不读就来上课，发言投机取巧，纯粹是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怕竞争，但是我讨厌哈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
“女生受到歧视，也许真有其事，也许是凭空臆造。不过我发现一个口齿伶俐的女生，要比一个能言善辩的男生更容易招来反感。这点令人不安。有一门课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恼火，就存心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记录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将全班分成三组，发现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教授只叫其中的一组，尽管每次每组都有一半人举手，女生虽占全班的四分之一，却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被叫到。课后我把这个情况同教授谈了。不料第二天上课一开始，他就冲着大家问：‘有人说我叫同学的方式存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他很不客气，当然没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课，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教授一直没有改变他叫人的习惯。女生比男生上课更担心，忧虑促使她们常常举手，但是常常发言又会招来反感，真是难。“我是民主党，是自由派人士。经理学院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学都是共和党，但一半共和党同学对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在预算案、税收等问题上他们采取共和党的立场；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像是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课外，课堂讨论很少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我的政治活动也不过限于向自己关心的政治竞选活动捐款。人力资源管理课上很多同学不同情工会，这是由于经理学院不少同学出身于富人家庭，向来跟工会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对工会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立场，不如说是阶级观点所造成。
“我没有十分明确的事业目标非实现不可。我竞争心有余，事业心不足，只要有谁跟我年龄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却在于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甘落后。我在经理学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也许可以在别的学校学到同样的知识，我认识许多没有上哈佛经理学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一把能打开许多大门的金钥匙。哈佛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
“大考后，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五月份，我和男朋友一起到中国作了一次自行车旅行。中国之行是我迄今为止最愉快的旅行，最令人高兴的是人们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发现中国人处处开放，热情，乐于助人，我们还应邀去中国朋友家作过客。我们从杭州骑车到南京，第一天我曾从车上摔下来，擦破了膝盖，立即有人上来帮助我们。他们拦住了一辆过路的运货卡车，让司机送我们进城，到了城里的旅馆，我们不但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有人替我们洗干净衣服，缝补好刚才摔破的地方。我们觉得像在朋友家里一样。“我们没有向导，但每到一处总是有人主动表示愿意作我们的向导。每天都有人想和我们练习英语，差不多像搞疲劳战。但有几天，我们没有遇到一个想和我们练习英语的人，说也奇怪，我们反而感到寂寞了，那是在南京。后来我们主动跑到南京大学找人说英语。
“我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西安，那里想赚游客的钱的人太多了，弄得我们没法和平常的人接触。尽管西安的名胜古迹不少。这种现象却破坏了我们的兴致，我除了去一般游客通常去的地方外，还想了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要是随旅行团一起游，汽车进，汽车出的话，大概接触不了多少普通中国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自己骑车闯闯的缘故。”
陈其贤，祖籍福建，来自马来西亚，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过工程师七年，曾获发明水下油管高压连合器的专利。广游欧洲、亚洲和澳洲。爱好烹调，打橄榄球和冲浪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获“贝克学者”称号。
“我是福建人，祖父是一个村的村长，村里人都是亲戚。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他带了全村人逃到马来西亚。祖父还健在，前几年回老家去过。我小时候经常听祖父母讲中国的故事，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家共有六个子女，父亲是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母亲开裁缝店。他们一向重视教育，因此我们六个孩子都在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受过大学教育。小时候我成绩不好就要挨打，父母经常议论别人家的哪个孩子在外国读书读得好。要我们争气。“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上很成功，马来人政治上较精明。政府照顾马来人的政策我没有意见，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太悬殊，必然不能长期稳定，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也不可能和谐。当然在具体执行政策时，对华人在教育上、商业上作不公平的限制，又是另一回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到国外留学，这也是部分原因。
“我去英国是壳牌石油公司给的奖学金。在英国我学会要有创造性，英国人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英国同学发明性强，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鼓励学生怀疑成见，大胆创新，提倡造反精神。英国众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有利于学生丰富知识，开阔思路。学工程时，我懂得了当有人要你设计一座桥时，你首先要搞清究竟需不需要桥。壳牌公司在马来西亚有许多炼油厂，由于热带气候，炼油厂周围的草地的草长得很快，需要经常整剪，因为炼油厂附近严禁烟火，不能用刈草机，向来只用人工除草。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养几只羊来解决问题呢？羊吃草不算什么新知识，可是炼油厂养羊就是创举。“中国的传统一向提倡青年服从老年，不准随便怀疑长辈。我希望向老人的经验学习，把老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我的上司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好心人，他鼓励我发挥创造力，容许我犯错误。他让我负责一个五亿美元的北海油井栈桥项目的设计工作，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我发明的自动连合器其实只是把两种现成的产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产品。我发明这产品也冒了很大风险，我那时有好几个主意，我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后，就大胆着手实验，我不相信作无休止的分析。新主意要在实验室尝试，通过实验提高。
“我到哈佛来，是我对壳牌公司的工作感到厌倦了，工作虽然有挑战性，但是做了六、七年工程师，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的工作仅限于工程技术方面，但我感到自己可担任管理方面的工作。壳牌公司太大，有十六万雇员，我非得在技术岗位上工作许多年后，才有可能担任管理工作。我一向想进管理学校，我到哈佛来是因为我感到担任工商管理工作之前需要学习管理经营。正像如果没有受过工程学教育，我也不愿意当工程师。我很重视正规教育。
“美国教育注重广度，不注重深度。课程的知识面较广，但不及英国教育专业程度深。哈佛实例法与英国的教学法截然不同，我最初对实例法很不适应。华裔学生向来是被动的，但在哈佛经理学院要是你等别人请你时才说话，你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竞争强有积极的一面。我从未遇到这么多一流的人才集中在一一个地方，年轻一些的同学对付压力较难，他们过分关心坐在什么位置，讨论程序如何等非实质性问题。他们重形式于内容，以致忘记了最终的目标——在友好的气氛中学习。我班开学时发生的抢座位事件就是同学不成熟的表现，有些很有才智的同学因为揣测得不到“贝克学者”的称号，就泄了气，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是很可惜的。非但他们学到的东西少了，别人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也少了。我觉得到哈佛来如果不最充分地利用机会就是一种犯罪，我本人学习的动机非常强烈，因为我离开了一个报酬优厚的工作，希望在个人事业上更有进取。
“压力固然能造就人，但有时候我怀疑哈佛施加于同学的压力究竟是不是完全必要。经理学院似乎以为有一套魔术般的公式要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搞疲劳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些的同学很容易全盘接受学校的那一套。学习上的压力和找工作的压力还会使有些同学忘记道德准则。道德是个人的责任，也许无法教授，但是学校至少可以提高同学对道德准则的觉悟。哈佛在道德教育方面无意识地强调得不够。
“我的妻子为我来哈佛作了巨大的牺牲，我放弃在壳牌的高薪工作到哈佛来，是一个大转变、大适应的过程。妻子曾对我说：‘如果不去哈佛，你将一生后悔。’她是一个职业钢琴家，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又认为应该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分享生活的乐趣。因此，在哈佛的两年，我每天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我完全靠意志强迫自己学习。我在体力上被推向了极限，但家庭给了我支持，使我情绪稳定，能专心致志地用功。
“美国人非常开放，这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的特点。在美国，机会很多。我感到欧洲公司对亚洲人至少有一种下意识的歧视，所以我自认在壳牌公司的发展机会有限。美国人尊重亚洲人的成就。美国最好的大学里，亚洲学生占了主导地位，华裔在美国科技事业上很成功，可是这种成就会给美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华人只在科技方面强，殊不知华人在经营管理、咨询、金融上也能出人头地。
“我的事业心不受国界限制，我希望像王安那样自办企业，或者到一家大公司里大干一番。我夏天曾在王安电脑公司工作，发现那里的管理方法比较直觉，不够专业化、系统化。杰拉德·蔡以理财见长，当上了美国罐装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走正统企业管理的成功者。我的梦想是两者都兼备，我将来的公司既要有技术上的创新精神，又要具备专业管理水平。”黄焕平，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来自加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来校前曾在美洲银行担任企业金融经理人员，因负责设计预测美洲银行北美业务的电脑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