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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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来说仍然是个障碍，他们把资金投到日本欣欣向荣的工业，而日本人增加了对矿藏丰富的满洲的投资。到二十年代末，东京和伦敦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虽然对传奇般的中国市场的前景大事宣传，但是到一九三○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十二，到三十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使日本成了美国海外的第三大主顾。美国现在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丝绸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则越来越仰赖从美国进口石油和战略原料。日益都市化的日本人民，因产生了新的希望而振奋起来，他们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爵士音乐和好莱坞电影。一九二三年东京遭地震破坏后，美国提供大量美元贷款，资助日本重建东京，虽然后来因日本指责利率太高而引起了摩擦。美国驻日本大使那年报告说：“我所到之处，都听到这样的意见：我们两国终于互相了解，认识到我们靠友谊建立的团结比纸上条约建立的团结更加牢固。”
翌年，由于国会通过了制止大规模移民的原籍法，美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原籍法绝对禁止东方人移居，却允许一定数额的欧洲人移居美国。它同“白入澳大利亚法”一样，又使人想到，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推行种族主义。日本对这种“种族侮辱”提出了抗议。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团体”本来就已经担心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腐蚀，它们呼吁抵制美国的商品、电影和音乐。但是，这几乎没有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看来公众已经陶醉于模仿美国电影。到美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和帝国海军学校学生从私人参观访问中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物质无限丰富，工业力量强大的美好国家。
由于日本国会的多数党连续组成几届稳健的政府，由于日本日益依赖美国的经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结束之前，一直没有能抬头。“华尔街一打喷嚏，东京就感冒。”这是日本实业家们经常在说的一句笑话，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那场金融动乱冲击了日本的经济，使日本实业家受到打击。日元急剧贬值，迫使日本抛弃了金本位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生丝丧失了市场，数百万靠养蚕维持生计的小农破产。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进一步加重，西方国家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萎缩的工业，这使日本的工业品市场丧失殆尽。国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之流居于日本经济最高统治地位的大银行和大企业巨头——遭到力主进行土地改革的左派集团和越来越多的先业者的反对。日本军队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本来就因受到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约束而感到愤怒，他们指责日本政府让步过大，由于没有能利用在中国大陆上的良机，以致过于依赖美国。
这场经济萧条的后果，是促使日本再次咄咄逼人地扩大它在亚洲大陆的权益。在满洲守卫日本铁路和煤矿的帝国关东军，现在面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备受战祸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落到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的蒋介石将军手里。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个既残忍又很有力的领导人，他发动战争，要粉碎曾同政府结成不稳定联盟的共产党派系。蒋介石决定把各省的军阀置于他的国民党的统辖之下，他于一九二七年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长江下游的南京。接着，他出动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次年到达北京。这促使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权力扩张，并促使苏联增加了支持。
由于华盛顿公开鼓励蒋介石的“反帝运动”，东京火冒三丈。美国被指责违反四国公约，因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被看作是威胁日本在满洲的广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这引起军事官僚集团的不安，因为明治宪法已经授予他们统管陆海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一九三○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政府中的稳健派文官同军人领导集团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海军十年不造主力舰的期限就要结束，日本帝国海军想把它的战列舰增加百分之十。美国舰队的力量甚至已经低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让日本在太平洋获得优势，因而不仅抵制日本的这种要求，而且想把对主力舰的限制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在内。英国认为巡洋舰是保卫大英帝国的必不可少的战舰，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力主把巡洋舰排除在外，十年后仍不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中竭力维持生存的工党大刀阔斧地削减皇家海军的经费，英国再次站到了美国一边。虽然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开伦敦时实际上同意的是巡洋舰对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东京的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却因放弃了扩建战列舰的计划而在武装部队面前丢了面子。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伦敦海军会议是“西方世界踢开一个亚洲强国”的又一个实例，日本军方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帝国海军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群起反对，他们指责政治家们出卖了国家。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遭枪击。虽然大手术救了他的命，但是在这次谋刺事件后，陆军和反对国会的爱国团体又连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的民主现在面临着严重考验。病弱的滨口雄幸领导的内阁四月份被迫下台，但是摆在新首相若槻礼次郎——他是出席前不久的伦敦会议的日方首席代表——面前的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随着那年夏天关东军守卫的满洲铁路沿线事件逐步升级，显然，东京很快就控制不住关东军刚愎自用的将领们了。三年前，为了实现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卫星国的目标，关东军炸毁了年高德劭的张作霖大帅的专列，除掉了这位看来要转而效忠国民党事业的中国军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实施了他们接管满洲的计划的最后一步，那一天，他们以奉天郊外的铁轨又被炸毁为借口，出动军队在满洲全境追击“中国匪徒”。征服满洲的序幕一拉开，立即博得了右翼分子，陆军中的“北进派”以及以樱会为首的一些颇有势力的爱国团体的喝采。若椒礼次郎内阁不得不电告关东军的将领们“防止鲁莽行动”，并圆满答复国际上异口同声的强烈抗议。国务卿史汀生认识到，如果日本不遵守它在九国公约中承担的义务，整个华盛顿条约系统就会崩溃。他敦促美国率先用实际制裁的办法威胁日本，“如果我们屈从，听任他们把它们（华盛顿条约系统）视为一堆废纸，那将一事无成，和平运动的前景晚会遭到长期无法恢复的打击。”
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宣称九国公约中的关于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条款对各签字国均具有约束力，满洲问题的解决，如不严格符合该条款，不得予以承认。这项照会送交了中国和日本，胡佛认为它将是本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件之一。英国随后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大为恼火的是，英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的领土完整，在东京看来，这是伦敦默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这种道义姿态和外交恐吓受到有力的挑战——日本帝国海军向上海派遣了一支舰队。史汀生要出动亚洲舰队，“以使局势达到心理上的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这样炫耀武力的，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准备卷入纠纷，因为它在新加坡的舰队基地尚不完善。在太平洋舰队于二月中举行演习之后，总统甚至决不同意让它继续驻扎在夏威夷，作为吓唬日本的一根“大棒”。二月二十三日，在国际联盟正式支持“不承认主义”却只导致日本发动新侵略五天之后，史汀生作出了反应，发表了给参议员威廉·博拉的公开信。公开信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暗示太平洋可能重新出现海军竞赛。照国务卿的说法，他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中国，启迪美国公众，勉励国联，激励英国和警告日本”。
不幸的是，这封公开信即使达到了其中的任何目的，也没有能遏制住日本。道义上的谴责，虽然满足了象胡佛这样的品格高尚的美国人的愿望，即谴责侵略而又不冒制止侵略的风险，但是，正象预言的那样，这对东京几乎不起作用。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在陆军的压力下垮台，继任的犬养毅新内阁犹如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在天皇的鼓励下，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首相，希望以鼓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来安抚军方。他认为，通过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就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同九国公约彻底决裂。但是，关东军没有等待东京，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满洲国傀儡政府独立，虽然日本最后于五月从上海撤军，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励下中断了谈判。犬养毅的外交失败，招致樱会的一批狂热的陆军军官在五月发动政变，大养毅被谋杀，三井财团首脑、大财阀团琢磨也遭杀害。这起政变案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得到公众广泛支持，叛乱分子上诉天皇，呼吁天皇进行干预，废黜西方式的政治家和工业家，恢复昭和时代传统的举国和睦，结果叛乱分子被从轻判刑。鉴于这种新的民族情绪，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