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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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毫先结果的谈判，以及这位年长的国务卿喜欢一再提到的许多日本背信弃义的事实，使他感到惶惑，即使是取得临时性的和解又是否明智，或者有无可能呢。但是他知道，迫切需要获得更多的时间，以巩固美国的军事地位和战略。对于国务院的强硬路线者，特别是对斯但利·霍恩贝克来说，这件事的压力并不大，他们担心的是，同东京作任何交易都会削弱蒋介石。霍恩贝克可以抱怨说，海军“在二月份曾要求有六个月的时间，国务卿通过他的谈判使他们得到了六个月时间，现在他们还要再有三个月时间。”拖延时间意味着在一定的程度上迁就日本——以及美国有卷入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日本遵守临时协议的任何和解要求，其可靠程度从东京十一月二十四日给野村的电报看来是大有问题的。电报坚持“B” 项建议的条件：“我们要求停止援助蒋介石（还有得到荷属东印度供应的货物，同时得到美国向日本提供的石油）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国务卿对那天的谈判达成的脆弱论点感到担心，在他会见海军作战部长时流露出来。会后斯塔克通电太平洋所有的司令部，发出了又一项警报，“与日本取得有利成果的可能性十分值得怀疑。这种局面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本海军与军事部队的行动，在我们看来表明，向任何方向发动意外的侵略行动都是可能的，包括袭击菲律宾或关岛。参谋总长看到了这份电报，表示同意，并且要求发出行动指示，通知他们地区的陆军高级军官。需要绝对保密，以免使已经紧张的局势更为复杂，或者是加速日本的行动。”
就是在这种形势紧张和情况不明的背景下，总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了国防委员会每周的例会。会前，赫尔特地把美国临时协议的文本送给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过目。他们也都表示同意。史汀生的记载说：“协议充分保护了我们的一切利益”；虽然他对日本是否肯于接受不抱很大希望，他很看重可以用协议换来的三个月时间，使陆军能完成在菲律宾的部署。这次的讨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久，一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刻。总统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通常的主要话题：欧洲和大西洋战争，他一心关注的是太平洋。他显然非常担心那个五天之后将会到来的期限，以及再过两天之后就有发生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这是从台湾向菲律宾出动袭击需要的时间。根据史汀生的日记，罗斯福说过：“日本人一向有不宣而战的恶名，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设法使他们陷入先开第一枪的境地，而又不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太大的危险。”正如陆军部长在记载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美国首先开枪，日本就可以援引三国条约的条款，使美国陷入两线作战，那是美国十分急于避免的。
那天上午的会议可以得出的重大结论之一是，美国的各位领导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根据最新的情报证明，日本不是北进，而是准备向南出击。从斯塔克的信看来，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这封信在那天下午紧急送交金梅尔，告诫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总统、赫尔和他本人一致认为，“对于日本的突然袭击”，他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从很多角度来说，袭击菲律宾将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为难堪的事。。。”这次国防委员会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一是美国将继续谈判，二是那个临时协议的安排有多出几个月时间的可能，足以完成一些措施，可以保证，如果菲律宾遭到袭击，也不会使人“感到为难”了。
总统和国务卿都在等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反应，然后向日本使者提出他们的三个月临时和解建议。丘吉尔的回答显然将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完全可以预料，蒋介石将反对与他的敌人协商的任何企图。首相表示赞同——而且是极为赞同，在他给安东尼·艾登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备忘录里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重大利益是：不要再发生进一步的侵犯行动，不要战争，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故争了。。，我必须说，我会感到很高兴，如果我得知美日协议已经达成，这样一来今后三个月内，我们在远东的处境决不会比我们目前的处境更糟。”丘吉尔最关心的事，同罗斯福一样，就是加强兵力以威慑日本，他无疑是想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驶过印度洋前往新加坡而没有答应过会有的空中掩护。本该随同两舰前往的那艘航空母舰已在西印度群岛搁浅，现在已经在拟定讨·划，派出接替的航空母舰，以及更多的战舰，以便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底以前能育一支相当可观的舰队准备就绪，可以保卫马来亚。
可是，首相只给总统送去一个小心谨慎的答复。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寝之前把信发出——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细心指出的那样，虽然信件是第二天凌晨送出的，但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餐时间才到达华盛顿——信中写道：“当然，这件事应该由你来料理，我们肯定不希望再增加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已不思饮食了呢？”
丘吉尔倒是有意对美国努力与日本取得和解表示赞同，但是蒋介石却通过所有可以利用的渠道高声表示强烈的抗议。赫尔深感不快，他听说有“无数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打给各位内阁官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不是给国务院，有的时候甚至不去理会总统，这是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便闯迸了一种微妙的局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坚持他的要求，定要“美国宣布，如果日本军队撤出中国的事不解决，就不能考虑禁运或冻结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曾接见中国大使辟谣，据说蒋介石的美国朋友向报界散布谣言，说是“姑息”的事即将出现。胡适得到坚定的通知：“我们的建议将解除日本在印度支那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其中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外加菲律宾和橡胶与锡的贸易航线。”国务卿的生硬态度并不暗示他将接受劝阻，至少不会因为蒋介石誓死反对而设法妥协，而这些反对并没有考虑到关系更大的问题。赫尔强调那九十天的期限，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可能在那个期间让日本得到的一定数量的较为低级的石油产品，并不会使日本的战争准备和海军力量有多少可观的增长。”赫尔警告说：“我们可以取消这项建议，但是必须有个谅解，万一日本向南进军，不能指责我们未能派遣舰队进入印度支那附近地区和日本领海。”这种怨言反映出他在昨大的会议之后感到的愤懑，会上那些人使们显然指皇美国“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率先保卫整个地区”。一九三一年日本人把军队派往满洲时，他的前任曾经拒绝过这种做法，赫尔本人在中国的战事扩大时也曾多次反对直接卷入。到了一九四一年最后的一个月，美国已经濒临对德作战的边缘，促成太平洋冲突既不是他的政策，也不是总统的政策。
因此，赫尔、显然还有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已经完全下定决心，着手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设法赢得时间。亨利·摩根索表示反对，他为蒋介石的姻兄宋子文的一些刺耳的话所激怒。内政部长伊克斯也会始终反对使“钢铁般的坚定”有任何松动，他认为这是唯一能得到日本尊重的政策。重要的是，一直到后来他才得知有这个临时协议，当时记录上写着，他接下去说，他本来会辞职，然后指控总统的绥靖行动。以令人生畏的霍恩贝克为首的国务院持强硬路线的官员并不讳言他们对此不同意。显然有这样的危险性，美国被迫改变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不妥协政策去作一笔交易，最后将证明是同一九一七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一样的调和退让。罗斯福和赫尔当然很清楚东京的强硬语调，因为他们从“魔术”小组截获的材料中窃听到了一切。
“对美国政策的一个相当全面的谴责”
尽管华盛顿表现出悲观情绪——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细心加以强调——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同日本取得暂时和解是不可能的，但却是美国单方面决定放弃寻求临时协议的。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说：“总统和赫尔先生。。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干的事。”他们曾多次受到约瑟夫·格鲁大使的告诫，日本已被推进外交绝境，战争是它唯一的出路。这肯定是英王陛下当时驻东京的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看法，他的报告（是他离任回国后才归档的）使得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认为，这是“对美国政策相当全面的谴责”。卡多根在他那份引起争议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若是当初能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同日本取得妥协，包括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南部，对日战争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看法重申了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和报告，但是丘吉尔认为这些意见很逆耳，当克雷吉的报告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流传开来后，他曾设法加以压制。首相指出，“这是一份非常古怪的文件，也是一份应该认真保密的文件”，显然他是担心，由于提出罗斯福或许在某个方面对加速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事，对英美关系可能造成损害。“对所发生的事情比这个文件更加片面、更加亲日的说法，我以往简直未曾见过。。。”他还把同日本的决裂写成好象是十足的灾难。“。。＇其实＇，日本袭击美国，因而使美国全力投入战争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这种和解是否实际可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决定放弃临时协议的是美国——从而使太平洋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更引人入胜的正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间到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当晚科德尔·赫尔（从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来判断）显然打算在上午十时向日本人提出美国的临时协议文本。后来，在二十六日，他在电话中同陆军部长交谈时宣布，他“差不多已经决定”不提出休战建议，“而是把事情全部推翻——去对他们说，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了。”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证明这项决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相信那些有关的人批准留给后代人的文本，那么看起来应该认为，这件事是发现了日本人口是心非之后的愤怒反应。究竟是哪一件证据促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猛然彻底改变了主意，决定切实做到断绝外交交涉，从而危及美国的全部军事战略，还始终是人们猜测的问题。
新的证据出现了，国务卿和陆军部长作的解释原来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又投上了疑云，在作出决定使袭击珍珠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上，他们两人都是工具。
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在侧重点上也有重大的不同。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促使他重新考虑的是丘吉尔夜里来的电报：“首相想知道，蒋委员长在临时协议中是否只得到‘极少的一份
